的领袖抹黑嘛，这时候他就听见马林扭过脸很客气地问自己：“亲爱的包惠僧同志，你能回广东一趟，劝劝他吗？”
于是包惠僧跑了一趟，于是包惠僧也劝说了，还好，对包惠僧的一通苦劝，陈独秀这一回没有固执己见，他虽不同意马林指责他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说法，但为了党的工作的全局，仍然接受了包惠僧之劝，与他一起前往上海。陈独秀临行前，陈炯明再三挽留，不准陈独秀辞职。陈独秀以去上海治疗胃病为由，于九月十二号这天，随包惠僧登上了赴沪的海轮。
在回上海途中，陈独秀用手拍拍舷栏，问：“马林这个人，到底好不好合作？”
这个问题，陈独秀不止问了一遍。
陈独秀的提问带有一种海浪般的咸味，包惠僧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浪花溅上甲板，湿了陈独秀的白皮鞋。舷边风很大，海鸥的叫声听上去有些惨。
陈独秀说：“这个马林，在我们的党代表会上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一听这话，我就烦。他到底说过这句话没有？”
“说过。”包惠僧觉得这个问题好回答，“第一次开会，他致辞的时候，就说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算是他们的支部不是？”
“没有做出这样明确的决定。只是在党的决议的第六部分中说：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不是人家的一个支部，却每月要报告工作，你说正常不正常？而且，烦不烦？”
包惠僧不做声，搔搔头皮。
陈独秀又敲敲白色的铁栏杆，说：“我这个人，最恼恨的，就是听见别人对我吆喝。会吆喝的是谁呢？以前，衙门里头，那些拍惊堂木的人会吆喝，两旁打板子的衙役会吆喝。革命之后，衙门没有了，还有谁吆喝？也有吆喝的，那是我两个儿子，我的儿子就这么对我吆喝，独秀！独秀！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政府都不信了，还信什么爹娘？！所以敢吆喝。眼下，我在法兰西的两个儿子，统统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再对我吆喝了，可是却有人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又想来对我吆喝，要汇报这个，汇报那个，惠僧，你说，中国人自己组党，自家的事情，凭什么要向洋人汇报？”
“陈先生！”
“怎么？”
“人家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我们说话，无论如何，须得音量适中，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陈独秀闻言，长吁一口气，注视着起起伏伏的海面，说：“你呀，砸了半天孔家店，还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当然，惠僧，话也得往回说，凡中庸之言，均非常中听。”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他不愿意，他要说中国话。
高君曼一直提心吊胆地关心着客厅里的谈话，她知道丈夫与这个洋客人都是炸药脾气。
谈话的气氛开始还算是好的。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我不是陈独秀。”
“是么？”马林颇觉意外。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
马林哈哈大笑。
“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
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陈独秀比画着解释：“你头上有两只角，所以你叫牛林。我头上也有角，不过，不是两只角，是一只角，故名独秀。”
张太雷对马林说：“他称赞你的身体健壮得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陈独秀不满意了：“太雷啊，你就不肯如实翻译，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张太雷小声说：“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
马林说：“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现煮的？”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就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他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
马林铁着脸说：“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陈独秀点起一根雪茄，回敬说：“没有听说过。”
“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陈独秀突然站起，大声说：“我也要强调一点！”
张太雷心里一紧，笑嘻嘻打断他：“陈先生！”
一旁的包惠僧也马上说：“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陈独秀不理会他们，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话：“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