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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朱联章的“福利皮货店”在现在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店的位置上开张，“那时是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店面，那是个好地方，从国际饭店开车过来，我这里是第一家皮货店，外国人买的特别多”。橱窗里堆积着黄狼和灰背做的皮裘，下面是中国制造的皮包皮箱，“都是顶尖的奢侈品”。
朱联章那时候不过20出头，之所以有这么多钱，“抗战胜利后从美国兵那里赚了不少，他们把雪茄、钢笔拿来让我们转手，又从当时我工作的大中华皮货公司买大量的皮包和丝绸”。美国人走了，生意并没有清淡，“当时社会流行穿皮货，不少电影明星来我的小店，买黄狼皮的大衣，两根金条一件。周围的舞厅的舞女也跟风来买，不过她们买不起最好的，只能买一般的皮货”。店里的裁缝就雇了四个。
朱联章本来以为生意会越做越大，没想到，“1949年初就不行了，解放后更不行”。皮草作为奢侈品，是最受环境影响的服装，“有时候开张一整天，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南京路石门路一带本来是皮草店众多的地方，“1949年下半年，街道两边的店老板基本上是面面相觑，不知道生意怎么做。从前的大主顾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即使还留在上海，也不敢再穿皮革”。朱还记得，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去大主顾家推销新到的皮货，“像荣家、贝家都是我的主顾，从前都是我们主动上门”。可是这时候去了，基本见不到主人。
脑筋灵活的朱联章终于想出了新点子，把皮子吊在里面，外面罩上了朴素的人民装，这一招，使他的皮货店又开始有了生意，“不过还是不能和以前比，门面房的价格也直线下降，我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解放后没多久，就只值10根金条了”。
直到苏联专家来华后，“我们的生意才好转一点，他们有钱，也不怕舆论影响，照旧穿皮货”。
可是，南京路上别的商店就没有朱联章那么幸运，即使是像永安公司这样巨大的百货公司，解放后的生意也开始一落千丈。
以往任何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消除犯罪和色情行业、重振社会道德的庞大计划，在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全面展开了。
南京路作为一条光怪陆离的商业街首当其冲受到了整顿，没多久，唐薇红这样的跳舞迷很快就发现，南京路上依此排开的20多家舞厅迅速减少，有着众多舞女的舞厅成为重点改造对象，即使还开放的也被限定了开放时间，“很多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改为说书的地方，不能跳舞”。没有舞台的舞厅，改为书场最为便捷。
解放前，南京路上的舞厅盛极一时，唐薇红说：“我最喜欢去仙乐斯，那家的菲律宾乐队非常棒，小号手叫罗比。”这家舞厅据说是跛足的沙逊三世在百乐门受了冷遇而新建的，规模气势都不比百乐门差。而且，这家舞厅收费贵，跳舞的基本上都是中上阶层，适合唐薇红这样的女性去。
“结婚后进舞厅比较麻烦，不能和陌生男人跳，也不可能和女伴跳，两个女人一起跳，就会被人误会是舞女。”丈夫下班后经常被她拖去舞厅，“那是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后来麻烦来了，丈夫在海关被留用，下班后两人再去舞厅，“可那个时间段已经不能跳舞了，当时我们俩年轻，没耐心坐下来听说书，但从前的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阶段疯狂地迷上了听书，那时候这是大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
弹词名家陈希安先生14岁来上海，正是太平洋战争开始那一年，可是他很快就和搭档周云瑞红遍了上海滩。“我们说的《珍珠塔》，书本身就出名，那时候又是评弹的天下，上海的几十家电台里每天要播几百小时的评弹。”抗战胜利后，评弹达到鼎盛阶段，“一天要唱几家书场，几家电台。没想到解放前后比那时还要发达”。
他和搭档是当时的“七煞档”，“四响档”，前面一个称号略带贬义，是说他们如凶煞，书场都是他们的天下，导致别的说书先生没饭吃——任何大书场都以请到他们为荣。1948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的市面开始萧条，可是书场没萧条，陈希安记得，那时候南京路依次排列了20多家书场，许多开设在最繁华的百货公司上的，说书先生们坐着黄包车，一家家的赶场子。
当时就有舞厅开始开辟为书场的，“并不是解放后的发明创造，当时的南京路最好的舞厅经常把一些下午的零散时段开辟成书场，这点和解放后正好相反，不过解放前这种书场都是给有钞票的朋友进的”。
他还记得南京路上几家舞厅改的书场甚至比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里面的书场还要高级，“进去有种外国剧院的感觉，这种书场里面听客以大学教授、公司职员居多。当然，像大资本家、大流氓还是不会来，他们会把我们请到家里唱长包书，我就去过杜月笙家好多次”。
说书先生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我们穿什么，听客就穿什么。当时说书先生很有钱，冬天扎皮袍子，里面穿纺绸衬衫，下面穿白底的缎子鞋，一去书场，前面几排的观众全部穿得和我一样，甚至连挽袖口的方式都一样”。大冷天，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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