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他们也穿仿绸的单裤，为的是在台上看起来漂亮，结果“观众也和我们一起挨冻”。
尽管即将解放，可是陈希安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上海人总觉得任何战争都不会毁掉上海”。1949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四，他还在南京路上的新仙林书场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书场很大，当天来了1000多名贺喜的听众”。
闲下来，几个人议论最多的是，“要是有闲阶层都去了香港，我们是不是就没听客了？听说共产党要把有闲的人都赶去做工，消灭这一阶层”。可是看着那么多听客在台下，他们又觉得自己担心很多余。
另一名评弹名家王柏荫的回忆和陈希安一致，他当时和蒋月泉拼档说《玉蜻蜓》，也是四响档之一，“这份生活很惬意，又自由，收入又高，又没老板管着，当时最红的说书先生，一天能说到一两黄金”。20出头的他一天要赶10个场子，坐着长包车在南京路上赶场子，车上放着羊毛毯子，比一般的黄包车高级，人家看见这种车来了，就知道是评弹的名角来了，会自动让路。
他用自己说书的收入在南京路青海路的地段顶下了鸣玉坊的几间房住家，花了几两金子，“是个好地段”，旁边住的都是大老板。王柏荫那时候一个人说书，养活全家九口人，还带一个保姆和一个奶妈。
即使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里，南京路的书场也没有停止营业，陈希安的家就安在南京路上梅龙镇对面，“25日早上一起来，发现街道上睡满了军人”。他前段日子在江苏太仓说书的时候，和国民党的伤兵争执过，后来是躲在乡下的一家工厂里才了结此难，看见这些睡在马路上的纪律严明的军人，“心里突然觉得很安慰”。
关于舞厅的禁令越来越多，说书先生们也越来越忙，最大的舞厅像“新仙林”那些，能坐近一千人。这时候没有人敢于开堂会了，都来书场听书，台下大学老师和小店员挤着坐，“还有交际花，穿得很摩登，但是很气派，一点也不暴露”。有钱人坐的是长包席，一买就买一个月的票。
每天下午，舞女们下台就是说书先生们上台的时候。有位说书的小先生18岁就结婚了，是因为他从乡下来的父亲看见了混乱的后台场面，舞女们旁若无人地在小先生的脸上捏两把，“父亲看那样子，哪里行，逼着他早早完了婚”。
很多说书先生在国际饭店长包了公司餐。“解放初那段时间，我们挣的钱比很多小公司老板要多得多，也觉得堂堂正正，也就是我们敢于在外面吃吃喝喝，当时很多资本家都收敛起来。”
6月初，街道上散乱的倒买倒卖银元的“银牛”也几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了，陈希安说：“我们看报纸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间就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分了五组人迅速占领了交易所，接着就解决银元贩子。”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当时频频赶场子的说书先生们一个月能挣上千元，“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
“那一段真是评弹演员的盛世。”他们去了香港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哪有觉悟？”他们没想到，再过若干年，“文革”初，评弹团里挖出了“香港特务”成为轰动上海的新闻。
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去香港还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请就可以。“当时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个逃到香港的老板答应给我们每人每月十两黄金的包银。我们就去了，还去了杜月笙家唱堂会，在那里还碰到了马连良和张君秋。当时有个台湾的老大问我们共产党怎么样啊，还让我们去台湾去演出两场，吓得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杜月笙发了话，说，他们还要回去的，这才把我们救了。”
演出收入并不理想，刚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头紧张，很少有观众，“我们自己降低了酬劳。觉得还是要在上海寻生活”。
王柏荫他们开始说《水浒》，“觉得这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革命的，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写本子，要找人来写，结果又花了很多钱”。
陈希安他们直觉，在新社会里，老书不能再说了，“那时候还真没人来禁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新社会肯定要说新书”。可是新书要创作，创作就要耽误演出，他们去了军管局文艺处，要求成立评弹团，由国家发工资把他们养起来，他们可以安心创作新书。王柏荫说：“我们要求的工资收入比起当时我们挣的钱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没人理睬我们。”
第二次去文艺处，再打报告，这次有人管了，上海评弹团终于成立。演员们先去淮河工地进行创作，回来后第一出新书，陈希安他们四个人理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为他们去创作了很久，观众们很期待这批名角的出场，结果尽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题，也一说说了三个月。
去军队演出，他们还用了普通话唱评弹，“这大概也是评弹历史上的头一次”。还新编了地下党的故事来唱，而且越来越不敢放噱头，怕放错了有政治问题。幸亏酷爱评弹的陈云对此发表了看法，说是噱头一定要放，否则就不叫评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