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已经转得太快的战争机器所抛弃——这是石原的悲剧；但又正是由于石原对战争的反省和批评，战后他没有受到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这抑或是石原的喜剧？
与石原不同，板垣则更多的体现出一个职业军人的特点，无论是其家世渊源还是其出身本身。他的祖父板垣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他的父亲板垣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也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很深，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1913年，又进入日本陆军军官的摇篮——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河本大作由于炸死张作霖的事情败露离职，板垣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老相识石原，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二人在仙台时的交谈，于是很快走上了既定的道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二人组”一拍即合。
在日本少壮军官的眼里，板垣性格包容、待人宽厚、处事果决，是典型的“帅才”；石原以他的深远的思想使人敬佩，但却不易接近。但这二人在一起，却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板垣是高级参谋，他既有带兵打仗的阅历，又有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所以对于发动事变而言，是一个合适的主事人。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与土肥原、本庄繁一样，在日本军内都赢得了“中国通”的名声。他对于中国东北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对美、俄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他与石原合作还不到一年，二人就共同策划并由他主要组织了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东三省的三次“参谋旅行”。以二人为首的关东军少壮军官们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进攻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的遭遇战等，都在他们的脑子中细细地缕了一遍。这三次参谋旅行，为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展开军事行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事变发生的当晚，他坐镇奉天特务机关，当河本末守中尉向他报告爆破柳条湖满铁成功的消息后，是他第一个向关东军下达了攻击北大营的命令，这时，他作为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带过兵、打过仗的日本军官的“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当然，他还很坚定，据说当日本外交官森岛前去试图阻止关东军的冒险行为时，他曾拨出军刀显示了日本军队的行动绝不受外交部门的辖制。
可以说在整个九一八事变中，板垣作为帝国军人的生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来当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日本精锐的第5机械化师师团长，但在中国的作战却乏善可陈。之后，他还担任过日本陆相等要职，也于1941年终于实现了少时“当大将”的夙愿。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不如九一八事变中的“板垣大佐”来得“光荣”。1948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几分钟后气绝命亡。
与上述两位相比，土肥原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也许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9月22日三宅光治的家中，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蒙满五族共和国”——亦即日本伪满洲国的方案的，而且，这个方案并非神来之笔，而是他多年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的长期目标。
土肥原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设在北平的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日本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特务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有理由认为他肩负了日本陆军最高当局的某种秘密使命。1918年，他调任北洋政府黑龙江督军顾问，1920年任日军步兵营长，1920年赴欧洲考察军事，1923年重返坂西公馆——人们已从中隐隐看出日本陆军当局对他的刻意培养。
据说，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精通四种中国方言，常常身着中国长衫或中山装，还加入了中国的帮派。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对于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习气和各派斗争——总之属于潜规则之类的东西，尤其感兴趣。本庄繁、板垣征四郎这些中国通在他的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家中往往是笙歌达旦，在日本舞伎的轻歌曼舞中，中国方面的情报就流入了他的耳中，因此，他也得到了“东方劳伦斯”的称谓。
土肥原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他于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到山西与阎“叙旧”，阎对这位颇有来头的日本同学自然是待如上宾。于是他向阎提出要到山西各地“旅行”，阎慨然应允。于是，他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的考虑，对于山西北部要塞雁门关的地理情况尤为留意，详细测记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地点。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