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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紧张局势并没有捆住蒋介石的手脚。当把国民政府一些事务安排妥当后，他第二次离宁赴赣，到“前线”督师“剿共”——那里的战事如何，才是这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定者最关心的。
蒋介石是乘着永绥舰离开南京的。这名曰永绥的炮舰是一艘内河装甲运兵船，1931年前后蒋介石只要沿水路出行，几乎都乘坐它，使它俨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水上的“空军一号”。那一年因为发大水，长江的河道也变得更加深阔，永绥舰在这样的河道里跑得倒更带劲了。
随行的还有周佛海，他那年34岁。
周佛海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很有意味的人物。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不能算长的51年人生路途中，他经历了三变：一变成为中共党员和一大代表，二变成为国民党员，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三变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堕落成中华民族的罪人。周佛海的“人生三变”，却都与日本有某种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关联。
1917年，20岁的周佛海在好友和所在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与许多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恰恰是在日本接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夏，周佛海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从而成为资格最老的中共党员之一。1921年11月初，他携恋人杨淑慧离沪返回日本读书。许多热衷于政治的青年都有如下特点——火热的政治激情与政治信仰的多变性相生相伴，周佛海亦不例外。第二次东瀛之行，不但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不久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就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4年秋，中共中央看到周佛海去意已决，准其脱党。几乎就在他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的同时，他结交了另一位同样有深深“日本情结”的国民党人戴季陶，二人相见恨晚，周对戴十分推崇，以之作为自己的榜样。在戴的大力举荐之下，他投入国民党阵营，后来几经波折机缘巧合，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30年代初的周佛海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1931在国民党四大上，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
1930年9月18日的永绥舰上，周佛海与蒋介石在一起，二人并排站着，几乎肩并着肩，人们不可能看到二人之间有任何的罅隙。可当事件被时间沉淀为历史时，从这幅图景中却透出了浓厚的反讽意味：10多个小时之后，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中日两国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战争之路；六年后，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被他“围剿”了五次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七年后，蒋介石身边那个穿着中山装的人背叛了国民政府，他和汪精卫一起，投向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历史的分分合合，人与人之间的敌敌友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自己的心腹大患，也是其来有自。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暴动，在偏远的农村山区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和广西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其中，江西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根据地，最大也最重要。这些根据地大多建立在几省交界的地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而地方实力派则因为既缺乏几方协调的机制，又缺乏“围剿”根据地的迫切需求，也没有能对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的发展做出有力的遏制。
可是蒋介石不能坐视红军力量的发展。1930年11月，也就是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才两个月，蒋在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上，就把“剿共”确定为急务，他在大会上做报告说“匪共之祸不除”，将“贻举国以莫可收拾之大患”，并声称，“期以三月，最多半年，限令一律肃清”。蒋介石的“剿共”行动比他的“剿共”宣言还要早些，同年10月，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可是不到三个月时间，“围剿”失败了，那时蒋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豪言壮语”，也许才刚刚被传达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蒋介石看到地方军队不中用，又调集20万大军，派黄埔系的大将何应钦总揽全军，自己还跑到南昌督师。可是在5月16日至31日的半个月间，与红军接战凡五皆败，损失3万余人。第二次“围剿”又失败了。
蒋介石很快又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是蒋介石听从了德国的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的建议。
中德两国的军事合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她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德国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蒋介石则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集权化制度，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德国军事顾问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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