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魏采尔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来中国前他的职务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作为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名将，他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也是在作战方面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魏采尔认为，与红军相比，国民军的优势在于装备、兵力和给养，所以应趁红军刚打完大仗，尚在各地休整而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以优势兵力，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广昌、宁都等中央根据地的心脏地区，从而赢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动。蒋介石认为德国专家说的有理，于是调动30万大军，主力部队由蒋的嫡系5个师共计10万人组成，亲自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于7月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开始时，第三次“围剿”的确给中央苏区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毛泽东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那时，毛泽东和朱德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种紧张和慎重的情境，在以往和后来的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都是很少见的。
可是，第三次“围剿”并没有能对红军造成太长时间的压力。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发生在9月份。此间，广州国民政府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正在捕捉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军队后撤。红军抓住战机，全歼蒋鼎文部一个师，韩德勤部一个旅。
正是在这种“剿共”不利的局面下，蒋介石决定再次赴南昌督师。就在永绥舰行至鄱阳湖水域时，他接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电报，还没到达南昌，就不得不掉转船头，马上赶回了南京。
历史行到此处，“剿共”与抗日无可避免地不期而遇了。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摆平了地方实力派，“攘内”的主要对象，自然地成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当时，不光是蒋介石，许多国民政府的大员都这么认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也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
但是，在民族危亡面前，如何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力量，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有责任考虑，也必须考虑。1933年1月，丁文江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提出，应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质言之，就是“和内始能攘外”。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中国才有出路。否则，“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中国将无药可救：胡适这么说。当然，丁文江与胡适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对于更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例如陶行之等，则直言不讳地批评蒋介石说：“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可是蒋介石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也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人。他认为对中共做出妥协于时事无补，因为在那个时期，他还不认为日本会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他固执地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充耳不闻。
历史最终还是捉弄了蒋介石。1936年正是他在又一次的督师“剿共”中，被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而不得不做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定。历史是严肃的，也是无情的，对于失去历史性机遇的人，无异于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的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