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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秋两季，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级国民政府文告的，并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话题，而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明白无误地把这场水患称为“国难”。
9月8日，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日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10年偿清。
1931年气候反常。入夏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淫雨天气，还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河水猛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经济损失22。54亿元，而国民政府1931年的整个中央预算，也就不到10亿元。
武汉地区襟江带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大坝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也相继溃决，武昌滨江城区，尽成泽国。此后不几日，地势最高的汉阳，也共有45个堤垸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三镇尽成泽国，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武汉遭此重创，逐渐由盛转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顿成明日黄花。
在突如其来的大水面前，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灾情所做的杯水车薪式的救济外，国民政府最早对水灾做出反应是在7月25日，此时，已离珠江流域发生重大灾情一月有余。这一天，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组成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委员长。
许世英是一位活了91岁的老人，清光绪年间就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能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纳，新旧咸宜，左右逢源，甚而得膺重任，宦海浮游60余年。朱庆澜是哈尔滨人，1892年，就曾任黄河修复工程的河工委员，可谓是一个治河、赈灾的专家。辛亥革命期间，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后来，在主政黑龙江期间，多有德政，惠及乡里，商民为纪念其功德，将一艘新轮命名为“庆澜”号。1925年2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门从事慈善事业。
以许、朱二人为代表，在这些赈务委员中，都是一些社会贤达，并没有一个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灾赈灾，政府拿得出钱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作为。赈务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却鲜有救灾济民的良方。
7月30日，许世英电告蒋介石并呈行政院，谓“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并请饬财政部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
公债不是现款，对水灾中的遍野哀鸿而言，远水解不得近渴。于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们只能靠着民间那点可怜的救济度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汉口灾民亟待赈济者15万人，八个收容所所能救济者仅三分之一，灾民无食者由公私团体每日发给馒头两次。
国民政府还是拿不出钱来。8月12日，立法院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称，本年国家财政预计不敷总数达2。8亿万元，赈灾除募集公债库券外，几无他法。
看到只靠社会贤达难有作为，国民政府为统筹救灾，于8月14日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在这个名单中，出现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大财神”，尤其是宋子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对是国民政府财政界的一把手。
实力派大员的加入，马上就见到了效果。就在成立的当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请国府饬令各主管部、会从速实施治水方案，并通知各省府调查水灾情形。各省赈款分配为：安徽、湖南、湖北各17万元，江苏、江西、河南各13万元，浙江8万元，汉口防疫费2万元，四川急赈1万元。21日，赈委会呈请国民政府将一切不急之建设事业暂缓兴办，提前实施治水方案。口气大不一样，措施也来得实。
但是，区区数十万元的赈灾款，对于百年不遇的灾情而言，是个什么概念呢？8月30日《申报》讯，武汉警备司令部曾公布武汉灾情，受灾区域达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长沙市大部浸水，中央所拨赈款17万元无济于事。
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受灾最重的武汉三镇。
这时，坐镇武昌的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何成浚。此公曾随孙中山、黄兴从事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追随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历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就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他遇到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
这位国民党军内的“智多星”一筹莫展。靠湖北地方自救没戏，靠中央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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