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深谙时局的他对此心知肚明。百般无奈之际，他把眼光移向了湖南，希望这个受灾较轻的“兄弟”拉自己一把。何成浚修电一封致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他开放米禁。
有道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乱世，有比黄金更重要的战略性物资——粮食，因为成色再足的黄金，也有买不到米面的时候。中国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南、湖北是中国的粮仓。
可是当时湖南的大米，是不能随便流出本省的。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后，有一段时间中国各省的自治、独立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在这场运动中，湖南是最起劲的一个。既然要独立，不允许大米这种战略物资流出本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时，担任湖南省主席的是何键。此人生于湖南醴陵，是土生土长的湖南军阀。1928年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干就是九年。其间，他总揽湘地军政大权，俨然一副“土皇帝”的坐派。由于蒋介石要利用他“围剿”红军，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红军长征后，他才被迫去职。
面对这样的一个“土皇帝”，何成浚要求放开米禁，何异于缘木求鱼？果不其然，就在何成浚发出电报的当天，何键就回电说：“湖南省滨湖产米各县亦遭水灾，秋收绝望。补救无从，本省谷米犹不足，难以开放米禁。”把何成浚生生顶了回去。
“援兵”不到，何成浚的政治生涯面临着严重的危机。8月上旬，武汉三镇大水方炽，有人以省政府防灾、救灾不利为由，向何发难。何虽然控制住了局面，但他明白，危机并没有过去。何不想坐以待毙，他把眼光再一次地转向南京中央政府。
何成浚还是很有能量的。
8月18日，国民政府美籍顾问贝克等抵武汉视察灾情，并调查救济灾民及粮食供给办法。贝克巡视后认为，武汉灾情之重，超过原来想像，救灾实无具体办法。
9天后，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飞抵武汉视察水灾。朱视察后认为，湖北灾情奇重，须大规模救济。
这些“钦差”们的看法，当然都会无一例外地传到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耳朵里，蒋觉得得自己出面了。8月28日，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武汉视察水灾，翌日在舰上召集何成浚等商议赈灾办法，并命令湖南、江西两省弛米禁，令武汉中央银行拨30万元活动金融。
此时已是时届9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季均已过去，武汉三镇的民众在大水中整整泡了一个多月。对他们最有效的救济——从邻省湖南分得些许大米，却是在大水退去后才姗姗来迟。而这一切，还是在蒋介石开了“现场会”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若干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当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因为指挥官们各存私念而导致一场场惨败时，其光景与1931年武汉救灾中的故事何其相似！
随时间推移，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终于逐渐退去，数以千万计的流离失所的灾民，回到了他们被大水涤荡殆尽的故地。13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财务组公布，收到各界捐款银元2534224.55元，小洋2935角，铜元3318枚，银两73316两7钱。银元俗称“袁大头”，它的货币单位是元，是中国现代史上信誉最好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货币；小洋俗称“小洋头”，正面有孙中山的头像，它的货币单位是角。如果把这些货币都陈列在一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前线的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各种军队，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话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世界武器博览会。在淞沪战场，云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88师、第87师、第36师配备有德国的武器，他还可以指挥他的坦克手攻击已经被逼到海边的日本军队。而在山西，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这是李继锋博士在他的《抗战回望》一书中，对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整体描述——这样的军队与上述1931年社会募捐所得来的充斥各种币种的善款，颇有几分相似！
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数额较大的一笔国外赠款，来自于日本裕仁天皇。8月22日，日皇对长江水灾赠款10万日元，由日本外务省汇往正在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处，并嘱咐重光葵将捐款交到宋子文手中。重光葵立赴南京，在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的同时，告知中国外交部天皇捐款赈灾一事。这个捐款的数目，与8月17日日本政府就中村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的索赔金额100442日元，甚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