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极大。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动一部分部队到朝鲜作战。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充分表明，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看，还是就当时和现在看，决策本身都是对中国最有利的选择。
（二）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各种可能，确立军事战略目标
中国是个弱国，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两国的经济力量强弱悬殊，无法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落后，并且基本是单一地面部队作战，美国军队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并且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双方的作战条件也无法相比。但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兵力资源雄厚，民族凝聚力强，尤其刚刚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爱国热情极高；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部队经受了国内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有国内作战的丰富经验，作战意志顽强；抗美援朝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会得到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这些恰恰是美国的弱点。
建立在双方这样的客观基础上，中共中央对志愿军参战后可能出现的战争结局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支援的条件下，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二是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不能及时到达，空军也不能提供支援的情况下，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国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中央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二种可能，接受第三种可能。也就是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最低目标是第三种可能，最高目标是第一种可能。对可能出现第二种局面，也必须有所考虑和准备，并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究竟会出现哪种结局，只能经过一段战争实践才能确定。总的方针是，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事实证明，整个战争的发展没有超出这些预先估计，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战争的发展变化能够从容应对，驾驭战争向预想的有利方向发展。
（三）以保证战争胜利为中心，进行全面筹划和部署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以保证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为中心，对军事战略计划和部署，对恢复国内建设的计划和部署，作了全面调整，既保证战场充足的作战部队，又兼顾国内防务的万无一失；既保证战争需要的物力、财力，又兼顾国内建设的恢复；既保证前方的作战，也建立巩固的后方；既靠党政军各级组织解决问题，也充分动员全国人民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这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新形式），帮助国家克服困难，为支援战争和恢复国内建设做贡献。这样，战场内外，为了实现战争胜利这个目标，拧成一股劲，不但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国内建设也按原定计划完成了恢复。
（四）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场指导方针
根据志愿军的作战条件和可能实现的军事战略目标，在志愿军出动前，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的第一期作战方针是，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建立防御阵地，组织防御战，站稳脚跟，待6个月后，苏联装备到达，完成训练，在空中和地上均具有压倒优势时，再配合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反攻。然而，志愿军入朝后，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志愿军已不可能按原计划实行防御作战。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遂审时度势，果断放弃了原来的防御作战方针，而根据战场形势采取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立即发起了战略反攻，争取了战场主动，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到1951年夏，战争在三八线地区出现了相持局面，美国当局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放弃了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同时，就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看，能够将美国军队赶出北朝鲜，却难以将其赶出南朝鲜，并且抗美援朝战争的最低军事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适时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在军事上则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当停战谈判双方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坚守战线不但是军事作战上的需要，而且成了政治上的需要。于是，中共中央则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的作战方针。当正面战线已经巩固，而侧后的海岸防御仍是薄弱环节时，中共中央又决定志愿军协同人民军，集中力量解决侧后海岸防御问题。致使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指导，完全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美国除了不敢使用原子弹外，使用了它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和所有战争手段，但是在战场上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五）围绕作战中的新问题，研究对策，采取措施
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志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