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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谈判恢复后，朝鲜战争停下来的可能性比过去增大，但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艾森豪威尔登台后，积极扩充南朝鲜军，实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拖打的措施。一旦停战，美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就要松弛下来，经济上也会发生恐慌。据外电报道，由于朝中方面提出立即恢复谈判的建议，3月末至4月初，美国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跌风，从事军火、战争物资生产的企业及其他有关企业的股票连日下跌。英国、日本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跌风。如此，战争拖延下去的可能性仍然不小。即使美国迫于形势不得不停下来，但谈判中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停下来也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期间仍可能节外生枝。
此外，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一直不愿实现停战，而仍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李承晚本人及其政府的主要官员，在许多场合公开表示，当前“最紧要的课题，是北进统一”，“韩国军可以独自采取北进行动”。根据艾森豪威尔回忆录，4月9日，李承晚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如果达成一项容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则南朝鲜将认为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要离开这个国家。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那么他们就得跟随前沿阵地的战士，支持他们，并用飞机、远程大炮和在朝鲜半岛两边的舰炮来掩护他们。已经退休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和美国其他一些好战分子，仍在积极主张在朝鲜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因此，谈判恢复以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只有以有力的作战相配合，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此时“联合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已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志愿军同人民军基本完成了反登陆作战准备，解除了后顾之忧，正面部队可以放胆作战。此外，自1952年9月以来，新入朝的7个军又1个师，多数尚未得到朝鲜实战的锻炼，一旦停战，便失去了这个机会。
随着对克拉克来函的回复及恢复谈判建议的提出，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邓华、杨得志并报军委，认为，正面敌军守备兵力分散，以一个排至一个营守备的阵地最多，我一个军打敌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和有把握的。因此建议：如果4月份敌军不发动登陆进攻，我正面全军应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情况下，于5月份统一动作进行一次战役性的反击；如4月份敌在东西海岸登陆，则我正面全军进行一次战术性的出击，以打击敌人，造成其内部的慌乱。当时邓华集中精力于西海岸的战备工作，志愿军总部的工作由杨得志主持。杨得志同意经军委批准后进行一次反击作战，认为一个军一次打敌一个连的阵地有把握，一次歼敌一个营的战例还不多。将王建安的建议转报军委，并建议，4月底以前还是以反登陆备战为中心，5月上旬进行反击作战的准备，最早5月下旬发起反击，届时志愿军将专门开会研究。军委接到上述建议后，由彭德怀起草了复电，经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3日发给杨得志并王建安，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在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敌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使我第9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战役性的反击则待5月中旬或下旬为宜。
4月20日，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同一天，主持西海岸指挥部工作的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致电杨得志、崔庸健（1953年2月接替朴一禹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解方、李志民并报军委，对谈判恢复后战场形势的可能发展作了分析后，提出“我们必须遵照主席指示的方针：‘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所以，我们仍应加强各种准备，不能麻痹松懈，要继续完成东西海岸防御工事，要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与进攻。同时，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也只有胜利才能推进谈判……如果敌人拖延讹诈，而五月又不登陆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举行像去秋那样战役性的反击，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并可锻炼部队，吸取经验，还可部分地改善阵地”。并在电报中提出了以打促谈的具体设想方案，请军委指示，并请杨、崔、解、李修正补充，发各兵团领导研究，提出具体意见，而后召开会议决定。
毛泽东见到邓华的建议电报后，于4月23日，批转彭德怀，指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
邓华的建议经批准后，志愿军党委于4月30日至5月4日，召开了有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会议，对反击战役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于5月5日向各部下达了补充指示并报军委。确定：
（一）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谈判，同时适当改善现有阵地。战役指导的基本精神是“稳扎狠打”。“狠打”，是在侧后已作好了准备，正面可以应付敌军的任何进攻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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