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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其驻苏联大使柯克从苏联政府探明马立克，6月23日发表的演说代表的是苏联政府的观点后，指示李奇微于6月30日，在东京时间上午8时，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通过广播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朝鲜人民军司令官发布了要求举行停战谈判的通知。通知中说：“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会谈的通知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并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在李奇微发出广播通知之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即向苏联外交部通报了即将由李奇微发出的通知的内容，金日成获得这个通知内容后，于6月30日致电毛泽东，认为应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并拟制了答复通知的文稿，要求这个文稿由金日成和彭德怀两人共同签署，如果没有彭德怀的签署，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这个答复没有任何意义。李奇微的广播通知发出后，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发去了与金日成拟制的答复文稿大致相同的内容，征求意见，并请斯大林将意见直接告金日成并通报毛泽东。7月1日，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对李奇微的广播通知作了答复：“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此后，志愿军和人民军于7月初组成了停战谈判代表团，志愿军代表为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人民军代表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情报局局长李相朝、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以南日为人民军和志愿军首席代表。尽管这次停战谈判是双方司令官派出代表的军事谈判，但由于双方参战国之多和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并且是在战场上力量旗鼓相当的形势下谈判，而志愿军和人民军谈判的主要对手又是推行强权政治、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军队的代表，这场谈判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毛泽东和金日成极为重视这场谈判，经过协商，建立了三线谈判班子。第一线班子是由谈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团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和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组成的停战谈判前线指挥部，坐镇前方直接指挥，对每日谈判提出方案。并组成了以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为委员的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李克农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彭德怀联系，报告情况，获得有关指示。第三线班子是最高决策层，由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斯大林共同协商，并征求彭德怀的意见，确定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根据谈判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发出指示。毛泽东曾建议由斯大林亲自领导，但最高决策层有关对谈判的指示绝大部分以毛泽东名义发出，小部分以周恩来名义发出，最高决策层的具体操作（主要是毛泽东与金日成、斯大林协商有关问题的电报，和给李克农及谈判代表团的指示）都是由周恩来负责。
战场双方经过协商，7月10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下简称“朝中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下简称“美方代表团”）在开城开始了朝鲜停战谈判。美方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为美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为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美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尔林·伯克少将、南朝鲜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朝鲜停战谈判局面的出现，是战场上实际较量的结果。美国被迫谋求谈判解决问题，是美国当局承认朝战失败的一种表现。然而，这种承认是不干脆的，是羞羞答答的。美国当局虽然谋求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但并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正如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实现后的1953年9月所说的：“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者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很显然，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美方代表团在谈判中无时无刻不表现出侵略者狂傲的姿态，因此，使谈判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毛泽东经与金日成、斯大林电报往来协商，于7月5日提出了实现朝鲜停战的6条协议草案，即：
1.1951年×月×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停止对对方的敌对行动；
2.双方陆海空军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英里，在三八线南北各10英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非军事区三八线以北属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属南朝鲜政府管辖；
3.双方停止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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