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说：“已准备好一份书面材料，意思是蒋介石既然不愿复职，则应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由政府支配，并请他出国考察，本政府才得以行使应有的权力。”
白崇禧说：“这本来也是我的意思，还应该将此文件交由来桂的中央大员去广州转交给蒋介石。”
5月3日，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看了李宗仁提出的书面材料后，对它的内容完全同意。居正还要求把它改写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的谈话记录》。
当天下午4时，居正等一行三人飞返广州。4日上午，何应钦派专机把这份《谈话记录》送给蒋先生。
5月5日，蒋介石写封信给何应钦，派专机送到广州。这封信是蒋氏对李宗仁所提要求的总答复。蒋介石说：“对库存金银，谓在职时，已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到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与闻。”
“对储美械，调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对于李宗仁要他出国，更是大动肝火。他在信中写道：“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加重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按：即吴忠信）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蒋介石对李宗仁用专机送来《谈话记录》难以接受。但是受到内外夹击的蒋介石，心里自然很不好受。后来，他在给何应钦的信中又写道：
“今日国难亦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掣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迎李专使”，将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带到桂林给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蒋函中所说的“遁世远行”一语，感到值得推用。
便对李宗仁说：“蒋介石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李宗仁频频点头。
5月8日上午10时，李宗仁偕阎锡山等迎李专使一行，分乘“追云”、“自强”两架专机飞往广州，行使代总统之职。
自蒋介石4月24日到达上海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便开始制定了活捉蒋介石，和平解放上海、和平解放南中国的计划。
该计划通过情报员送到城外，送交丹阳的总前委前沿指挥部，获得了批准。
在执行这个计划中，国民党中将高参，中共的老朋友张权将军参与了具体的实施工作。因为他的身份，便于开展工作。早在徐蚌会战、芜湖江防，张将军都亲临阵地，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解放军逼近上海之后，他一直在积极地做国民党军官的策反工作，而且富有成效。
这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抗战时期，他率领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防御炮部队，在缅甸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张权在南京，在老头子面前直陈己见，结果惹恼了蒋介石，解散了张权的部队，夺了兵权，挂名高参。此时，他对蒋介石心灰意冷，萌发了靠拢中共的打算。
当时，活捉蒋介石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
张权受领任务后首先物色的对象是驻浦东的青年军230师的师长方懋楷。他是张权的学生。
青年军又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方懋楷师长与蒋经国的私交很好，也不易引起怀疑。
张权做通了方师长的工作，方懋楷决定效仿张学良，来个第二个“西安事变”。
时机终于来了。
有一天，蒋经国约请方懋楷到他的励志社别墅叙旧，时间定在晚上。
张权将军指着地图对方师长说：“这是蒋介石的卧室，这是蒋经国的卧房。蒋经国会客都在这一间。对面，是一间盥洗室。在澡缸下面的小门里，有两支盒子枪，一把给你，一把给你的贴身警卫。你上楼之前，楼下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上校，他会出来说：师座，主任亲自召见，前途无量啊！这人就是接应你的人。
“你还必须在准备好之后，首先用枪击碎窗玻璃，接应人就冲到蒋介石房间里，说：‘有刺客，总裁快走。’
“楼下宪兵就会冲上来，一名上尉连长把你们和蒋氏父子，拥上中吉普，直开复兴岛。然后你把驻西体育会路的一个团调到复兴岛，这个时候，我也会在西体育会路装甲团，我就出来和你会师。”
最后，张权又补充说：“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海军也会协同行动。”
方师长很自信地说：“张公，就这么定了。不成功，则成仁！”
后来，在5月1日中午，上海驻军的军官家属第一批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