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情况汤恩伯就不了解。蒋介石的想法是不能让他知道。如果让他这个警备总司令知道了，他还不是那边枪一响，这边就走人。所以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话：汤总司令不过是给老头子当个大传令兵。
特务头子毛人凤仗着老头子的威风，也不把汤恩伯放在眼里，经常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动土。
蒋介石到上海，保卫工作主要由毛人凤来做。他使出了所有特务高招，跟踪、搜身、抄家、监视、监听，什么都干。甚至电话也窃听到汤恩伯的家里。
其时，汤恩伯虽然向他的部下叫嚷要“坚守六个月”，但他自己也在做着逃跑的准备，她的老婆黄竞白正在张罗着卖掉他们所住的豪华住宅。
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弃暗投明，国民党少将高参陆久之（他是蒋介石与陈洁如所生女儿的丈夫）受共产党的影响，多次拜访汤府，要做汤恩伯反戈的说客。因为陆和汤私交很深。汤呢，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态度暧昧，他也看到老头子大势已去，但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对共产党放心不下。所以在回答陆久之的问话时，总是说得极为含混。
这情况当然全被毛人凤掌握了。
有一次，毛人凤当着汤恩伯的面说：“不是我夸海口，全上海军政要员，任何人的脑袋都在我毛某人掌握之中。总座，你想要谁的脑袋？”
汤恩伯听了他的这句话，冷笑一声，说：“敝人只想要自己的脑袋。”
“那也未尝不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明天早上八点，你的脑袋就在我的控制之下。”汤恩伯决定姑且看看他毛人凤有多大能耐。随后吩咐自己的副官从此不离左右。
次日，刚好蒋介石要从复兴岛上搬到市区去住。他嫌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办公不够方便。蒋经国立即对父亲说：
“时局已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分子太多，怎么还可以搬进去住呢？”
蒋介石严厉地说：“危险？难道我还不知道？”
蒋介石从复兴岛迁至市区。这件事都是毛人凤一手去办的。汤恩伯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不满意地抄起电话，询问：
“毛处长，老头子转移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毛人凤把电话听筒夹在脖子下，手里翻着桌上的文件，答非所问地说：“总座十分守时嘛！”
“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可时间已经是8点……”
“差两分。现在请总座回头看看就明白了。”
汤恩伯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副官手中握着一支左轮，正对着自己脑袋，不足5公分。
汤恩伯惊得目瞪口呆。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说：“总座，中午在梅白克大酒店恭候大驾！”说着便挂上电话。
汤恩伯的副官也迅速将枪收入枪套，换上一副微笑的面孔，说：“总座，毛处长跟您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在梅白克大酒店里，毛人凤举杯向汤恩伯敬酒，并且作了一番开导。毛人凤提醒汤恩伯，共产党搞策反，想动他的点子。并且用一番大道理，开导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老头子，才能落个忠孝两全的圆满结局。
蒋介石上海之行，主要就是为督战打气，鼓舞军心，也是将他手中的网，把部下罩得更紧些，控制得更严实一些。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插曲。在国民党军队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差点造成了第二个“西安事变”。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争斗仍在继续升级。
李宗仁于4月23日下午飞离南京之后，并没有飞赴新的临时首都广州。因为广州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有保蒋的强硬派，李宗仁决定不去广州。
李宗仁于23日下午飞抵桂林，住在杉湖南岸自建的文明路130号宅邸。又派程思远飞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共商大计。4月28日，程思远飞赴汉口，只见白崇禧正忙于与此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电话。
此时白崇禧的想法是，让蒋介石命令从长江南岸撤退的中央军向浙赣铁路线布防，而不要向福建沿海地区转移。
这时蒋介石的溃败大军如李延年兵团，正忙着向福建撤退。
上海的败兵也不是直接撤向台湾，而是先在福建作了象征性的布防。“小诸葛”白崇禧认为这种布防无疑是一堵假墙，不堪一击。
4月29日，程思远偕白崇禧乘专机飞往桂林。临行时，汉口第4路空军司令罗机告诉白崇禧，说桂林正在下雨，能见度低，能否降落，尚不可知。到桂林上空时，果见乌云迷漫，而柳州也是一样，只得改飞广州，到时已是万家灯火，即在天河机场降落。
当天晚上，白崇禧去拜访何应钦。何应钦对白崇禧大发牢骚，说李宗仁作为国家元首，目前不到广州，却偏偏躲到桂林去，简直不成体统。两人一致同意派司法院长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劝驾。
5月2日，白崇禧与中央劝驾大员一起飞至桂林。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