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高级干部问：“现在政府不是派人去和谈了吗，难道这仗还会打下去？”
何应钦说：“是的，但和谈还没有结果，我们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共军不要过江，如果共军非要过江，这就意味着战争，所以我们不能轻信和平嘛。”
台下的人开始议论和谈与共军过江的事。
汤恩伯敲着桌子，讲道：“外界传说和平是不可信的，我们是军人，决不能轻信和平，应加强备战。长江自古就是天险，共军能飞过来？不能，我们要有坚强的决心与共军决战，据说他们准备4月份渡江，我们要做好反攻准备。但是我们的江防问题也很多，各位有何良策，请尽管讲，我们一起研究作战方针。”
会场里吸烟者越来越多，没有几个人主动发表见解。
何应钦将目光停在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的身上，说：“丁司令说说吧，你长期在这里守防，很有经验嘛！”
丁治磐说：“我本人是有信心在这里与共军决战的，也有把握打败共军。”
汤恩伯接着说：“请你讲具体一点。”
“好，我讲。共军如敢强渡长江，也将会葬身于鱼腹。我认为共军来二三十万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可以断其后路，并在战斗发生后的一小时内集结摩托部队将其完全消灭。”
顾祝同对他的发言很满意，他笑着说：“丁司令不愧是党国军人，很有气概，我们与共军作战就需要这种气概，不能被敌人吓倒，没有放几枪就逃跑，这种人怎么能打胜仗哩？”
汤恩伯说：“我的部队不会这样，但我认为长江虽说是天险，但没有善于指挥的人再精干的部队也是不行的。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烈，要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把守，也不行。今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生死关头了，守江各部队绝不能麻痹大意了，你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总之，我对大家是放心的。”
这时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站起来说：“我完全赞同汤总司令的观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在北方打败仗，究其原因，是指挥官无能，难道说是共军强大吗？不是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比共军的指挥官见多识广？他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几个人上过正规军校，据说那个兵团司令杨得志就认识不了几个字，但他却能打胜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
何应钦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他很不愿听这些话，此时他却说：“在前方打仗，指挥官固然重要，但我们的下级军官有时也很不争气，跑得比我们还快。”
张耀明接着说：“我记得总裁曾训示我们说：我们官兵之所以老吃败仗，是太不注意军容风纪，部队作风不整，从前线退下来的人都跟叫化子一样，没有一点军人之气，换防的部队在南京大街上挑着稻草乱走，到处拉的是马粪，这样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以后换防的部队，不许通过大街。我们的官兵太不争气了，我担心要是这样下去，不说打过共产党，将来自己也许会灭亡。”
他一下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一个军长挥手说：“张司令说得对，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呢，共军的地下人员也混进我们队伍里了。”
另一个军长也挥手说：“不要多说了，这些问题也只是个别现象嘛，我们今后要设法解决的，还是请诸位谈江防的事。”
于是大家又研究江防，坐在何应钦左侧的那个装甲兵司令，抽着烟说：“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我的老家在江那边，大家也许知道的，前几天我的一个小舅子来看我说，共军已进了村了，正在做渡江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民间已收集了许多夜壶，说是放在船上准备照明用的。”
人们大笑起来。
海军司令桂永清望着大家说：“我们海军是不怕他们的灯，就怕他们偷渡，共军诡计多端啊。”
何应钦说：“不是怕，长江自古天险，曹操都过不来，共军又不是天兵天将。”
顾祝同说：“现在我们长江沿线的兵力布置要调整，汤司令的这些部队每个师也不过三五千人，可以将三分之一作直接配备，布在前沿阵地用重火力阻止共军渡过，将其余的作预备队。”
汤恩伯说：“我就是这个打算。”
何应钦摇头说：“这样布防不妥当啊。”
汤恩伯问：“为什么？”
他说：“把大批兵力布在最前沿，真正用来防守江边各口岸、码头的能有多少，我担心守不住。”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非重点方向采取直接配备，因为这些地方兵力少，而这些地方防御面宽。”
“那么重点方向如南京等地如何配备？”
“可以间接配备，留一部分预备队待命。我们得把共军的主攻方向弄清，兵力配备好说。”
国防部的几个厅长都在场，于是顾祝同说：“共军在哪里主攻，有没有情报。”
蔡文治厅长说：“根据情报判断，共军主力进攻方向可能在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