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阶段的划分时期，以联合政府成立前后为界限。意思就是说，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政府所统率一切武装力量，由国民政府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即改编，上次已说明，用意在使中国国内从此得到永久和平。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军队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的部队，不可再敷衍，有如过去部队的编遣，陡然贻害地方，使人民受到极大痛苦和损失。对于这点，南京代表团的意思和我们的精神上是相同的；假如还让原有机构负责整理、甚至提出复员口号——复员名词当然很好听，实际却难免流于敷衍，不可能使社会安定无事。因为在复员口号下，做起来会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不负责任的裁兵，结果士兵或回到农村，或漂泊城市流落街头，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种是借此把武力暂时埋伏起来，藏起枪支武器，将来再来进行破坏革命勾当。对于这种人，我们虽然有办法，在人民觉悟以后，土地改革实施，他们就无藏身之地，但这样一定要经过很大波动，所以我们觉得冒昧提出复员颇不适宜，应该在和平协定签字后成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必分联合政府成立前一段时期和后一段时期，而是一道来，搞的办法我们非常慎重，上次我已讲了，今日有必要再解释。譬如说集中整理和战区分期办法，其目的在使大家各得其所，安心听候改编，保证集中在好的地方的先集中，不能集中在好地方的按情形缓办，时间给以很宽的限制，如长江以南人民解放军易于到达的地点，集中的时间比较早，苏、浙、皖、湘、鄂、赣与陕西、陇东等地属之。其他远的地方如西南、西北（兰州到迪化）乃至台湾等地，那就不可能在三五个月集中，不妨由原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暂时维持，等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来加以规定。实际上维持的时间，比南京代表团所提方案还要长，甚至长到一年。因为集中整理后，必然要筹划给养、驻地等，还要予以各种保证，不然就会发生乱子，整编委员会要负责，也就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负责，同样南京国民政府也要负责，故此我们这样规定，完全是负责和谨慎从事的态度。
“转到第二阶段，分区改编，也不是一下全国都改编，弄得到处没有安定，而是有秩序地集中整理，筹划好了，还要进行教育，使大家觉得改编有利，不是打击谁，淘汰谁。负责这种工作的整编委员会将来双方都要参加，都要负责，完全是站在一家人地位来办理。
“我曾以此跟文白先生特别说明，认为这种责任不能逃避，要为人民办好。那样的改编，士兵也才心安理得，明白这不是排挤倾轧，打击派系，因而无所恐惧，只觉得这是走向正道。他们愿意学习为人民服务技能的便加学习，愿意回家的给他回家，但也决不勉强他回家。像这样的改编计划，是我们方案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双方都会了解。打这么久内战，国民党凭的什么？武力。武力现在已失败，就应好好地教育，不使其流离失所，而是各得其所。这件事做得好，才能保证中国永无内战。所以对于协定第四条，我们曾考虑再三。在我们方面也有同仁这样想：裁军可使人民减少负担，我同文白先生亦曾这样说过，但是后来一想，冒昧地裁军将形成社会的动乱，增加人民的苦痛，将来各方面都会责备我们。所以我们提出这些办法，务求做到合理适当。现在我们坚持这部分，而且确信这种意见一定可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同。我们也曾在各民主党派会议上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赞成，希望南京代表团能同意我们这个办法，说服南京当政的几位先生。今日南京当政的几位原都是军人，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白健生先生和顾墨三先生等，当年都带过兵，只要他们能为人民着想，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其他问题更是如此。
“关于大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加以说明的。协定中我们规定人民解放军在已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接收当地政权。为什么要如此？这是革命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在座的双方都是经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其他各位则都经过了北伐大革命，这两种历史就给我们以证明。辛亥革命时，先成立都督府、军政府（各地都是如此），然后才有临时政府，从辛亥革命到第二年成立临时政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上次北伐大革命更是证明如此。从广东北伐到南京，都是以总司令部下的政务委员会行使政权，革命军到哪里就行使到哪里，革命军就是政权的先锋队。根据这两个例子，我们这次的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也是用这样方式。所以在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以前这一段时间，人民解放军必然要接收一些地区，才能保障地方秩序的建立，才能使该地的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能交出来集中整理，才能使和平有确实保障。这是当然的道理，也非此不可。
“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对于这种重大关键，我们不会使双方代表团有任何不了解，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坦白的谈判。人民解放军要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和改编国民政府所统率的军队，这两者不可分。至于划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