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蒋对这两点频频点头，但表示：我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我们现在应该先做最恶劣的打算，即使毫无完整的地区，亦要做复兴国家的努力。
（五）关于蒋的出国问题，第一天看到蒋，便被他发了一顿脾气，我们不容易再开口，以后只得转弯抹角地从老远的地方转到这问题上来，给他委婉分析，认为他留在国内，无论对时局对个人，都只有害处而毫无益处。谈了好几次，有时一接触到本题，他就故意谈到别的问题去；有时很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有时我举出事实说明他还在那里指挥军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蒋连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发这个电报！”后来，他的态度比较和缓，只说：“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到这种地步，我不好再勉强说下去，也就留到以后再说了。
（六）关于内阁改组问题，李上台后，孙科就有辞职的消息，立法院对他极不满意，李也不愿意孙继续下去。三日到溪口后，我们曾和蒋谈到这一问题，蒋表示对孙不勉强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到七日，孙科已向李提出辞呈，李打电话到溪口和我们商量，提出几个继任人选，特别着重讲何应钦，但是蒋表示不赞成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并且指出：
（1）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宜。我又以电话与何商议。何对组阁很犹豫，关于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问题，何说：“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我又回过头来劝蒋：“你要不同意由何敬之来组阁，内阁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责任推给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蒋仍未同意，问题便僵住了。李又一天几次电话来催促，一直到十日我们准备离溪口回南京前，蒋才同意了，而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何，要我们带去。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溪口共住了八天，在这八天，他俩曾用种种委婉的言词来和蒋介石谈话，培养感情，后来蒋的态度就和缓多了。临别还送他们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他俩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便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来帮助李宗仁和谈。何应钦犹豫了几天之后终于答应了。
他到南京后对张治中郑重其事地说：“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本来溪口之行已使张治中失去了和谈的信心，可是何应钦提了这个要求，加之李宗仁极力留他，他只好同意。何应钦当了行政院长，3月12日正式宣布就任。
接下来何应钦就着手组阁，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张治中建议请邵力子出任外长，可是邵力子却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治中又向何应钦建议由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
“这是张某人提出的，今后要改走苏联路线了。”
当时各种不同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张治中与傅秉常只有一面之交，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完全是着眼于当时的外交状况的。可是后来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却极力反对，傅秉常也就不敢就任了。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和谈公告后，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北上和谈。当时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高兴，希望和谈成功，于是李宗仁就授意张治中做和谈准备工作。
关于如何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曾连续开了四次会。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外，还有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黄少谷等人。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为和平商谈解决国事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