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毛泽东，所以没有人愿意与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交谈，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有一次，我去听课，主讲人是胡适教授，我斗胆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接到条子后，问我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我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气很大的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我交谈。在这一阶段，只有李大钊愿意与我亲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工作之余我常向他请教，他很认真、很仔细地回答我的提问，有时长达两三小时。在他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学生组织。1918年冬，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我还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的马列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李大钊是引导我学习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导师，也是我走向革命的老师。1919年春天，在李大钊、杨昌济的帮助下，第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人员正式离开了祖国，这时我也有了离开北平的想法，李大钊同志对我说：你不妨去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就离开了北平，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先生，接着就又回到了长沙。我在北平住了不到半年，但有两大收获：其一是结识李大钊，其二是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车子沿着坎坷不平的马路出了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驶去，一路景色荒凉，但毛泽东的心情却很好，他又讲起了自己第二次到北平时的情形。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的时间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的局势很不好，为了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革命运动，他带了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请愿团来到了北平。
这次进北平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张敬尧出湖南。同时还负有《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准备在京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他先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刚刚安顿下来，他便迫不及待地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在馆长办公室里，他向李大钊介绍了春天离别以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简要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就刊物的创办和驱张活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译本等。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车队经过中关村后来到了颐和园，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来到了坐落在万寿山上的一个大殿里。
这就是李克农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休息室。为什么要选这里呢？是为了安全。因为下午还要到西苑机场举行阅兵。
这是一个古老的宫殿，室内除了放置的几个长条凳外，什么摆设也没有。风从外面刮来，显得很冷。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简单地洗完脸，便坐在冷板凳上休息。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在室内走了几个来回，发现其他几位都坐在那里情绪不是很高，于是望着李克农说：
“你们就知道讲安全，现在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真是冷冷清清！没有吃的，没有睡的，想办公都不行……”
周恩来只好让李克农派人到车站把这几个首长的行李拿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送饭了。
没有想到送饭的是李克农的助手王范。
王范围了一件围裙，端了一大盘鱼笑眯眯地放在桌子上。毛泽东笑着说：“没想到我们一到北平就吃上鱼了。来，大家动手……”
李克农跟着王范出来，盯着他问：“你这个人，真是乱弹琴，一点规矩都不懂！”
“怎么了？”王范觉得有点茫然。
“你说怎么了，你是我的助手，北平的一切治安情况应该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在车站却连你的影子都找不到。”
“来不及给你说了，我是先来看住做饭的人，怕有人下毒啊！”
“你这个人呀！”
李克农望着这个老实人，真是哭笑不得……周恩来对这次阅兵相当关心，一切事情都亲自过问。他对李克农说：“中央首长到西苑阅兵是一件大事，光听汇报不行，我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李克农陪同周恩来朝西苑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