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
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王稼祥也为此十分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聂荣臻过湘江时脚负了伤，也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谈，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后赞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来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此时，中央红军突围过湘江，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西布置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如果红军再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周恩来、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李德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由此丧失，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军事指挥。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曾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那时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们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阵地战。他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势。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了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过程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陈毅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遵义会议时，形象地把王稼祥比作楚汉之争听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
人们可以看出陈毅的这句话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关键作用做了准确的评价。
当然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器重在党内也是人人皆知的……
一个机要秘书从外面进来，手里拿了一份电文请主席签字。毛泽东拿起毛笔潇洒地画了一个圈说：“送交恩来同志再阅。”
机要秘书走后，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望着王稼祥说：“全国胜利指日可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应该开始转移，要进城指挥。全国胜利了，你说说，我们这个政府应把国都设在哪里好呢？”
王稼祥眉头一皱，讲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恐怕说不好。”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你是清楚的，历代的国都不是在开封、西安，就是在北平、南京，我们就准备在这几个城市里选。”
“中央是否已定了？”
“还没有最后定，你看在哪里最好？”
王稼祥不再拘谨。他随口说：“依我看选在北平为宜。”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道：“好哇，你说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