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这么多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这个困难首先要解决，在国民党手里时，人民没有饭吃，不要在我们共产党手里，人民还吃不饱。”
“请主席放心，我们正在着手抓经济工作。”
“这个做法很好，应该大力提倡。”
毛泽东突然站起来，背着手讲道：“我们现在虽然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还有半壁江山仍握在蒋介石手里。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倾，打算站起来，毛泽东挥挥手，示意他坐下。
毛泽东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想，今后与蒋介石作战在争夺城市上，尤其是在大城市上，应尽量减少用武力解决，还是主张采取和平的途径解放较好，如能这样，人民的财产就可以免遭损失。”
王稼祥说：“这个主张很好，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毛泽东说：“完全有可能，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本性难移，是抱着与人民为敌的打算的，他会顽抗到底。”
王稼祥说：“如果对一些大中型城市采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能保护工业、商业，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点点头，沉思了一会儿，讲道：“内战三年，老百姓的财产受了多大损失啊！我们解放军伤亡总人数已达一百多万了，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战争的血泊之中，将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那双大眼睛湿润了。
王稼祥问：“刚才我看见徐向前将军来过了，不知太原的战局如何呢？”
毛泽东说：“太原看样子是一块硬骨头。我同向前同志谈了，我军的准备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要充分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那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打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自信。”
“有没有和平的办法？”
“希望不大，据向前讲，前几天曾请阎锡山的恩师进太原做阎的工作，希望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但阎锡山顽固不化，根本不听劝阻，竟把那个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给杀了。”
“这个阎锡山是要与人民永远为敌了。”
“是的，这一仗非打不可，也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一切反动的家伙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会做出判决。好了，稼祥，我们不谈这个了，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今天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要请教你哩。”
“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唉，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呀！你是我最信任的同志，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了啊……”
是的，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地点是在龙冈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国，年近25岁，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中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同，他是独特的，他讲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说服力。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挥笔写下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才知道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此时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
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他们又在乐安县谷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4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前来开会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经全力抢救，但限于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他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朝夕相处，一起商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同志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