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刚到普宁后，我“戒”了些时间，但由于自身的缘故，在参加一些场合的活动，接受了部下的安排，在新的诱惑下，我又“复吸”这种“鸦片”，“毒瘾”发作的时间逐步缩短。又因为有了金钱的支持而最终干上了道德败坏之事。
普宁市经济活跃，社会复杂，管理难度很大。我一介书生，从校门到校门，进机关的时间不长，又长期搞理论宣传工作，没有或甚少接触过经济部门和企业，不懂得具体的经济运作，和行政运作，我更没有经历艰苦复杂环境的磨练，党性不强作风不纯。我又是单枪匹马没有带着任何干部到普宁，基层的情况、普宁的干部队伍和社会关系网十分错综复杂，加上班子的主要领导间又产生了严重的裂痕。但是，假如我自己能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及时决策、加强督察，还是能够发现和解决不少的问题的；假如我不随波逐流，不收受贿赂，能以自己之正，去正他人，也还是能够集合班子成员的正气和力量，去带领全市干部群众走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去维护普宁社会的稳定，去实现新的跨越的。可惜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从1997年中期以后工作消极、被动应付、忙于迎来送往，甚至迷于歌舞娱乐，把自己的精力相当多的部分浪费在应酬和自己的个人生活之中，再加上自己原本就政治洞察力不强、工作水平不高、工作魄力不大，使问题和矛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恶性膨胀，无法控制，最终就如火山爆发，全面暴露，使普宁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作为一名市委书记，对此起着主导的、关键的作用。对于普宁出现的问题，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有严重的失职之过和渎职之罪！
以前，我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思维活跃、聪明能干、能说会道、能文能武、晓通百科。而就是没有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只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我总觉得别的干部水平低，甚至连普通话都无法讲好，连文章也无法写好。当与其他班子成员有矛盾或在工作中有挫折时，总不能往自己个人身上找原因，而常常抱怨揭阳市委没有把普宁市班子配好。在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的同时，又不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基层情况不熟悉，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而且喜欢交友，吃喝玩乐，把大好时光白白浪费。到后阶段，只是照稿宣科，开会作报告讲话没有自己应有的思想、观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集于我的一身。这样一来，工作常被耽误，矛盾不断积聚。直到这次组织对我停职立案审查，我才有了一次冷静思考问题，反思自己的机会，我猛然发现自己竟是这么一个坏人、坏干部，不但长期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还长期迷惑了揭阳地区的干部和群众！
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动物性齐备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生来就有各种生理上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需要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断地得到扩充。这种“原我”的需要是较难控制的，一旦意志力衰退时，便会呈恶性的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他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的群体，组成了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要遵守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如果超越了道德规范，就要受社会公众的谴责；如果违反了行为准则，就要受社会的处罚；而如果触犯了法律法规，则要受到国家的制裁。因而，人在此阶段是属于“自我”的阶段，他是一个社会的人，他为了不遭到谴责、不遭到处罚、不遭到制裁，一般来说，都会循规蹈矩的。而且，一些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还会时时处处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舍弃自己的幸福而换得大众的欢乐，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换得大众的安宁。这些人已可以说是达到了“超我”的阶段。尽管这些人比例不高，但不少党的优秀干部如孔繁森、焦裕禄、吴金印等，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但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往往此起彼落，凡社会控制力、制度规范力、道德约束力稍为不强、稍有漏洞时，或者当一个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够的时候，社会人 —— “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沦为自然人 —— “原我”。人的兽欲占了上风，这个人就变坏或沦为罪人！
成大器者，当主要领导干部者，不能只有小聪明，而首先应该具备的是坚强的纯洁的党性，然后才是广博的才干！
十多年来，我也曾努力拒贿，我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拒贿。
第一种方式是事后回赠。我试图把这些干部当做“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 但没有记下 ），但当你搬新居、娶亲、出游时，有了机会，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这一种方式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钱物。下级干部送你的钱，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受到上司的馈赠，他都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春节等节日“加倍偿还”。就是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总是得到了“差价”，又使自己的不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