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资产。一周后，辞职员工再与各子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工号重新排，排序不再分先后，唯一变化的是，这次新签订的合同期限为4年。对于辞职员工，公司给予补偿的标准是：工作年限（不满6个月按6个月算）N+1，乘以当月工资（含上年年终奖的1/12），税后计发，而且离职员工保留所持有的虚拟受限股资格。
华为的这一行动一出台，迅速引起了一场轰动。许多人士认为，华为特意将大辞职安排在新的《劳动法》即将实施之际，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来规避风险；有人认为，这是华为对《劳动法》的误读；也有人认为，这次又是华为的“狼性”爆发，华为人性难以复苏……各种怀疑、猜测纷纷见诸报端，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那么，任正非这一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可以说，这次运动是1994年集体大辞职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1994年集体大辞职是任正非激活管理层的一步，为华为一次创业的圆满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次则是华为在二次创业过程中为增强企业活力进行的又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彻底取消了工号，不再以工龄论英雄，而是重新洗牌，依靠能力论高下了。
工号在华为有着重要的意义。以2001年为界，2001年前进入的员工工号在“20000”以内，后来的员工则大都在“20000”以后，但这一差别，不仅代表着资历，还代表着财富。许多老员工成为悠闲阶层，待遇不用发愁，活力不够；而新进来的拼命工作仍所得有限，进取心被削弱。正是在此情况下，为了保证二次创业的持续后劲，任正非采取了这一举措。
这一举措是任正非忧患意识的上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为了华为不至于死掉，任正非时刻激活华为的活力。在新世纪激烈的竞争中，华为要成功实现二次创业，做成百年老字号，就必须永远保持活力。
但是，这一改革也会产生阵痛，如果处理不好，还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骨干精英流失，伤害员工感情等，造成军心不稳，“赔了夫人又折将”。
在风险面前，唯有胆略过人的任正非敢打出这张牌，这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但至少任正非为华为再次举起了大刀阔斧。他明白，企业没有活力，前面就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