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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教父任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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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理念(2 / 5)
公司CEO们的座上宾。但是,好景不长,在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交易中,万国证券一次性亏损20亿元。短短的八分钟,曾经辉煌的证券帝国就瓦解了。管金生折戟沉沙,从此退出中国证券舞台。这一事件正是喜欢冒险、大胆创新的证券奇才的“杰作”。最后,“朽木已无回春之力”,万国证券只得落个被并购的命运,这就是今天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

    万国证券的悲剧可以说给任正非打了一针“清醒剂”。1997年3月,任正非给正在起草《华为基本法》的专家组成员送去了《头号证券大王是怎么垮台的》一文,并亲自写下了“以历史为镜”。

    面对跨国巨头的技术垄断,民营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市场的压力,残酷的竞争,失败的个案接连不断……这就犹如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驾着一艘小帆船,惊涛骇浪,生死未卜。此情此景,任正非的心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一个永恒的话题萦绕在心头:企业要一直活下去,不要死掉。对于任正非来讲,长期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价值。

    “我们首先得生存下去,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是是否拥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低成本。没有低成本、没有高质量,就难以参与竞争,必然衰落。”

    任正非自称,他“没有远大的理想,思考的是这两三年要干什么,如何干,才能活下去”。他反复强调“活下去,永远是硬道理”。对于任正非处世的低调,或许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华为追求的不是显赫一时的名声,而是长久的生存发展。他对华为的员工说:“我同你们在座的人一样,一旦华为破产,我们都一无所有。所有的增值都必须在持续生存中才能产生。”

    2001年春天,任正非到日本“取经”。期间,他与日本国情顾问竹内伦树聊起日本的企业和政府。竹内伦树提到“死亡曲线”理论,即任何企业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就会衰落,这是企业本身的生命周期,谁将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延续下去,谁就将面临死亡。

    华为积极拓展生存之路,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瞄准业界最佳。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有强大的竞争力,进而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这也是华为得以生存的理由和生存的价值。

    其实,任正非的成长经历也使他认识到了生存的首要价值。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赶上“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父亲挨批斗,全家一直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严格的食物配给制,使他理解了活下去的道理。从部队转业以后,生存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不适应社会现实,受骗上当,走投无路创建华为,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简陋房中,为省钱捡小商贩卖剩下的菜叶……这生活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也让他真正领悟了生存的价值。

    《华为基本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业到世纪之交,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许多民营企业难逃“富不过三代”、企业家生命终结之时即是企业终结之日的历史宿命,很难实现“百??老字号”。要成为一家“百年老字号”的企业,一两代人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持久的努力;单靠企业家个人智慧,也很难实现传承,它需要形成一套标准的、可操作的规范,实现价值认同。

    任正非说:“华为初期的发展,是靠企业家行为,抓住机会,奋力牵引。”但是随着华为的迅速壮大,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难题也开始出现。要融入国际化的潮流,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最初,让任正非费心的是如何建立合理公平的评价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华为的营销体系上,日益庞大的营销队伍,尾大不掉,管理起来很困难。同时对营销人员的业绩进行有效的评价并及时激励,也成为问题。

    1994年,任正非命令营销副总裁张建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张建国牵头设计了“销售人员奖励分配方案”,开创了华为业绩评价的先河。但随着市场的扩张,营销人员急剧膨胀,张建国所制定的销售人员激励措施已不适应新的需要。

    1995年年初,华为在全公司范围内大规模推行ISO9001标准,但重整后的业务流程体系,各个部门和岗位的职责与权限如何定位又成了问题。为了发展的需要,公司对工资分配进行重新设计,但是,问题马上出来了:分配的依据是什么?怎么提的都有,改革小组无所适从。

    对于这些问题,任正非听了人民大学彭剑峰等教授的讲课非常受启发,认为这正是华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于是就委托几位教授帮助华为总结经验,建立一套管理大纲。

    1997年3月27日,《华为基本法》诞生。这是中国企业的首创,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的目的是要通过制度改变人,使推动华为的动力长期稳定运行并不断优化,进而保证企业的长治久安,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华为基本法》的出台使华为从“机会主义”的价值认识中走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