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便日军随时调遣。……顾问佐佐木问我，到出发的时候，你能同队伍同去否？我说可以的。顾问又说，凡是今日到会的人，是属于县暑系统的，除由陆心醰秘书留在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都表赞同。最后散会时我对顾问佐佐木说，我们方面今天就能准备完毕，任何时候都能听候调动，你可回复你们的司令官，我们一定遵守军令，帮助完成这个任务。到当天的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方发令，即刻开拔出发。我们的人马由李大队长率领先行，连同警察所方面的大概有200来人。在开拔时我问一个伪队士，我们只有三个大卡车，恐怕挤不开，他说唐山也有人来此集合，我们可以分一部分到他们的车上去，也就可以对付了。我和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同坐黄色的大卡车，在最后头，我在车头的车箱年与车夫并坐，顾问与田宝文都在卡车上面靠着车厢而并坐。我们向西北方向曲折前进，走了二小时光景，到了一个据点停下车来，休息片刻，再行前进。到后半夜，走到离潘家峪村庄还有四五里远的地方，看见有几间民房，我们停了车在这里也休息了一会，喝了一点茶水，就步行前进。等到我们到达潘家峪村庄时，各方面的队伍，已经把这个村庄团团围住。大多数的居民已被集中，他们都不敢动一动，稍有动作，就用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的腰间乱刺。一面正在各居民的房里按户搜查，等到这种工作办理齐全，将近中午了，有一个日本司令官，姓佐佐木，（系佐佐木高桑——编者）向人民说话。他说：今日的事，你们应当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你们是一贯与日本人为仇敌，所以今天的讨伐必须要把你们全部杀光，决不饶恕。”后来我走到院子的南口，看见院子四面的墙头上，以及房屋的屋顶上，都架有机关枪，并预备了许多汽油，土地上都铺着杂草和柴草，这明明是日本军所准备好的屠杀场。我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很简单很残忍地向人民说：“今天的事，都是你们以前所作所为自己惹出来的，这是自作自受，不能怪我的。”刚说完不久，就听见东北角里的一声枪响，顾问佐佐木来说：司令官已不令要屠杀，我们可以先走了，就又坐原车回到城里。此时，天已将黑了，随后李继贵回来报告说，枪杀烧杀共被屠杀1000余人，已将村庄封锁，严禁泄漏这个惨杀（案件），并不（许）被害人的家属进入村庄办理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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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的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同志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只有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杀人魔王佐佐木高桑于1942年7月16日终于在甘河槽战斗中被击毙，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而又悲愤的歌曲，在潘家峪广为传唱。苍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谱写的历史却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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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