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设找出一个活人。死人压死人，分不出个数。在二门外有个妇女，一看肚子两半了，西院死人全是立着死的。从猪圈到南墙有8尺宽，有烧死的、打死的、杀死的，全是死人。我又到后院小羊圈里，一妇女不知是死还是活着，手里紧紧抱着小孩，烧焦了的双手抱着的小孩还在她妈妈的怀里。我喊了几声，妇女不作声，到跟前用手一摸，已死了。看见此景真使人难过极了。
全村一片火海，房倒屋塌。我们这方圆80里地的乡亲没过好年，亲戚朋友，谁不在惦记着自己的亲人呢？上级高敬之、雷烨、赵尚金、高玉峰来了，他们为我材遭此浩劫齐声痛哭，多次给我村捎信的赵永祥，事后马上到我村，见了这种惨状也痛哭起来。雷烨同志照了像。
大家还是三三两两地认尸，含着热泪在死人堆里反复一遍一遍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恐怕丢掉一个活人。人被烧死了，烧的尸体难以辨认，亲人们只能认头、认腿、认脚，只能从部分肢体上认出亲人，有的甚至没人敢认了。我哥哥，把腿烧断了，骨头露在外面，还活着，其惨状令人难以说下去。最惨的是死在石槽下边的几个双身子妇女，她们腹部崩裂，胎儿流出体外，这些没出生的孩子，与母亲一起死去了……
掩埋尸体的是由外庄来的人帮忙，大家全力挖了三道大沟，把尸体放在里面。高雨来问志到何家营、上下水路、施家营，动员拿出了1700片坑蓆裹尸，政府按尸调查，全村活着的剩下了473人，死了1230人（包括村外死在这里的）。受伤的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救治。
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两篇血淋淋的文章，仍然使我们的心灵强烈震颤，永远不能忘记这血泪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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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罪犯，伪丰润县县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到日军驻唐山指挥部“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
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指佐佐木二郎）得意他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过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唐山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性。”“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告他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这里把凌以忠1958年11月17日的亲笔供词节录如下：
阴历十二月底（也即是1941年春初），伪县署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通知说，最近日本就要出去讨伐，命令我们的警备队配备兵力，和他们共同出发。要我召集一个会议，赶快准备布置。我立即派遣当差熊升（即熊宝炎）去通知警各大队部李继贵副大队长和警察所王国治所长等即刻到县暑来开会。会议就在县长办公室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大队长李继贵、警察所王国治所长、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导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的秘书陆心醰。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发言，传达了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随后我发言说，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我问李继贵，你看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能准备好呢，宁可多备而不用，不可临时不敷分配。李说：这是可以遵办的。我就对李说，那么兵力方面完全由你负责，赶快妥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