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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区中山东路与开明街转角一带，商店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但在四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块被人们称为“鼠疫场”的废墟。从旧社会过来的宁波市民决不会忘记，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使宁波人民遭受了一场绝无仅有的鼠疫灾难！
惨祸经过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频繁空袭宁波。如1939年4月28日到5月2日五天之内，日机连续九次轰炸宁波市区，死伤居民达四、五百人，使宁波遭到空前浩劫。接着，日军竟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在宁波市区空投细菌武器，造成一场鼠疫惨祸。
1940年10月22日早晨，一架日机从东北方向侵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而去。有人在敌机越过时听到屋瓦上沙沙有声，感到十分惊异。接着，在中山东路、东后街和开明街一带的商店住户发现屋瓦上、天井里有麦子、面粉、粟米之类的粉粒散着，拐角处更多，有人还发现了内容荒谬的传单和红色的小跳蚤。隔了几天以后，到10月30日，住在开明街的一个叫梅友小贩的儿子突然死去，开明街66号豆汁店夫妇两人也暴病身亡，当晚，东后街同顺提庄的一个店员也染疾死去。附近商店往户的人也相继发病，出现高热、头痛、淋巴腺肿胀疼痛、神志有时不清等症状，分别向鄞县中心医院和华美医院求治。
11月1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对患者俞元德进行检查，结果：“体温39.3度，脉搏120次，心肺无异常，腹部触诊肿大有压痛，两侧鼠蹊肿痛，白血球18000”，查不到虐原虫，可判定不是恶性虐疾。同日，鄞县卫生院医师孙金钻到中心医院会诊，该院工作人员也到病家访问，经他们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鼠疫。11月2日，华美医院丁立成医师进行动物试验，将患者俞元德的血和淋巴穿刺液注射于荷兰鼠腹膜内，次日下午荷兰鼠即死，经解剖腹膜，得到无数鼠疫杆菌，诊断俞元德患腺鼠疫。随即，鄞县当局电告省卫生处，请求协助扑灭，并将血片送省复检。
11月4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称：“本埠市中区东后街、开明街一带流传之疫症，发现于上月30日，迄今己过6日，经鄞县政府卫生指导室、鄞县卫生院，及各公私立医院救治检验之结果，已可断定为鼠疫”，“自疫症流行以来，患者已达36人，死者16人，现有未愈者20人”。
疫势蔓延，人心惶惶，当地政府不知所措，急忙邀集医务界商议防治措施。11月2日晚，开始封锁疫区，范围从中山东路124号，经开明街，至东后街143号及太平巷一部分，共115户，253人。接着成立了一个防疫办事处，又设立甲、乙、丙三人隔离病房及消毒处，掩埋队等。
但疫情继续发展，死亡人数激增。据当时防疫处防治组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调查统计，从10月30日到11月10日，疫区内30户、173人中，患病者80人，其中已死亡74人，死亡率达92.5％。其中全家死亡的有9户，如开明街66号滋泉豆汁店全家5人全部死亡，东后街136号王成林一家6口全部丧生。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中山东路260号宝昌样西服店，15人患病有14人死亡，中山东路266号元泰酒店6人患病，5人死亡
到了11月底，住在东后街、开明街交叉一角的病人几乎全部死亡，死在隔离病房中的计97人，加上在外地死亡的病人总计死亡117人。死者尸体都运往西南郊老龙湾深埋，情景十分凄惨。一位在此次惨祸中罹难又得救的幸存者，元泰酒店学徒钱贵法，追诉当时的惨象说：“我在隔离病院从床上滚到地下，又从地上滚到铺下，又滚出来，亲眼看到平时熟悉的朋友张大了口，瞪着眼，弯着头死去”。“上海书店老板从床上跳起来，在地板上爬，手指像要抓破地板似的。不时有人在喊，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死了。也有的尚未气绝就被装进棺材，隔离医院里一片哭声，我们的家属去病院里呻吟哀号，惨叫之声，真不忍闻呀！”
1940年11月30日晚，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彻底扑灭鼠疫，焚毁了疫区全部民房和商铺计137间。受难家属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敌人毒害致死，自己的财产被付之一炬，悲痛欲绝。但事后，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替受害者家属伸冤，却派来了一个以奥国奸细为顾问的考察团，为敌人的罪行辩护。当时宁波各界捐募的50万救济金，又被当局贪污肥私，置受难者于不顾。
铁证如山
宁波这场鼠疫灾难究竟是谁造成的？疫源从何而来？当时的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5人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作过报告，认定宁波和衢州发现的鼠疫都是在敌机投掷混杂跳蚤的棉花、麦子等物之后直接引起的。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函电重庆行政院称：“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处断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12月10日报告：据陈万里等人函电称，鄞县10月29日发生鼠疫，“缘自发病前一星期敌机曾在疫区上空掷小麦二升左右”。李济深同年电渝称：据12月11日刘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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