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宁波西陷发现鼠疫，衢县戍支发现鼠疫，“两处于疫前均有敌机掷下小麦谷类，且混有跳蚤”
1944年初，浙江省卫生处长孙序裳撰文中说：“对1940年鄞衢二县暴发鼠疫‘来路’问题，许多人认定是‘因为当时该二县都在事前有敌机飞过上空撒下来许多麦子样的东西和跳蚤’，这‘是有关敌人实行细菌战的问题。这一点，是鼠疫史上前未曾有的新事件’。”
1950年2月，宁波惨遭日本细菌战残害者家属的控诉和目击者的追述，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加幸存者钱贵法说：“1940年10月22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掷下许多小麦、麦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传单大意是说，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日寇企图以传单上的这些话来骗我们，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落在屋顶上的麦粉等都被冲下地来。到了30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富生夫妇都病死了”，“不几日我也染疫送进隔离医院，同我一起的病人都相继死亡了”，“只有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
另一位幸存者、当年宝昌祥西服店的张信财和受难者家属林云金、武仁泉等6人都说：“当时久和祥烟纸店陈老板及胜利昶老板卢桂生和宝昌祥百货店的一个伙计，都曾亲眼看见日机撒下的麦子中有跳动的小东西，并见麦子撒下几天之后，有麦子的一带地区就发现了患鼠疫的病人”。当年曾在宁波鼠疫防疫处工作的钟辉说：“当鼠疫发生后，那些在隔离病室里的病人对我说，当日机飞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粟子一齐落下来，还有许多跳动的小东西，后来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靴在疫区里工作后出来时，下半身爬着很多颜色红红的、比平常较小的跳蚤。凡是落麦子最多的人家，就死人最多”。
当时参加治疗工作、在宁波行医已32年的丁立成医师说：“从我所保存的宁波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材料来看，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患，其中仅有2人被治愈。1941年日寇占领宁波后，军医机构十分庞大，并且天天派专人到我医院里查问有没有传染病患者。同年5月，西北街西北村有一王姓病人求治，当时抽血进行动物接种，接种后的天竺鼠不久即发作病死，乃证实是鼠疫。”“日寇军部的军医便将死天竺鼠的脾割了一块去”。这说明日寇早有准备，在占领宁波后调查散布鼠疫苗后的效果
战犯供词
1949年12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讯了日军在华细菌战部队（即由石井四郎发起和指挥的“731部队”）的罪犯。细菌战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均供认不讳。12月25日晚审讯731部队总务部长兼生产部长川岛。被告川岛供认：“石井中将曾拿一份中国医学杂志给我看，杂志上面记述着1940年间宁波一带发生鼠疫流行病的原因。他把这份杂志给我看过之后又对我说，第731部队派出的这个远征队在宁波一带从飞机上撒放过鼠疫跳蚤，结果是在那里引起了鼠疫流行病”。
12月26日审讯原日军731部队第四部生产小队长栖泽。被告栖泽供认：“第一次远征是1940年举行的。这是下半年的事。我的直属上司即生产分部长铃木少佐，曾吩咐我们制造伤寒症细菌70公斤和霍乱症细菌50公斤。我从铃木少佐口中知道，这批细菌是为供给由石井将军率领到中国内地去的特殊远征队而制造的……，同时我还知道该远征队随身带去了5公斤的鼠疫跳蚤。我记得，石井将军率领的那个远征队开到了华中汉口一带，在那里把鼠疫跳蚤和各种细菌当作武器去实际使用过。”“当时为了搜集关于此次动作效果的情报，特留下了一个由野崎少佐带领的专门小队，结果野崎少佐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消息的报纸。”“记得，这报纸上写过，在宁波一带发生此次瘟疫之前，有数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过时掷下过某种东西”。
12月27日审讯原关东军医务处长、细菌战发起人之一的梶塚。被告梶塚供认：他听731部队长北野说：“石井部队内派出了由几个人组成的远征队，该远征队带着必需数量的器材到上海以南地区去动作，从空中撒放了鼠疫跳蚤。同时，他还说这次实验所得的结果是很不错的”。还审讯了原南京“荣”字1644部队长佐藤，佐藤供称：“当我在‘荣’字部队供职时，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
12月26日审讯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被告西俊英供认：“1940年8月或9月间，我到过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那里收到了由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交来的一个文件，我从这个文件中知道了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的消息。”西俊英还说：“我看见过一部说明第731部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