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住。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动弹。此时，日寇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鬼子的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鬼子兵。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格杀勿论”。后来日寇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如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商业界的孙掌柜等）。
数百名善良百姓在鬼子的逼迫下跪着，又饿又渴，饥痛难耐，却不见有人过问。直到过午时分，鬼子耍了个花招，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人们惊恐万状，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不引颈顾盼，期望得到保释。有些老实人说：“跪着吧，只要不杀，跪一阵子也行”。但也有些机灵的年青人，偷偷地钻进临近的大门内跑了。有个卖肉的李拐子叫他儿子老老实实跪着，儿子不听，瞅空跑了。约下午4时许，鬼子兵押着青壮年象驱赶羊群似的向西南大街走去，究竟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吓得连脚都抬不起来。凶恶的日寇“叽里噜嘟”地呐喊着，驱赶着。当人们走到南大街的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里撒腿就跑，一个鬼子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从幻想保释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知道鬼子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端着枪的鬼子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破死的罗网。善良无辜的人们，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
鬼子兵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他们用刺刀直穿，马刀横劈，白刃进去，红刃出来。人们红了眼，完全忘掉了死是什么？从血泊中，死人的身子底下爬起来了，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染在刀口上！“中国人你们是杀不完的！”卖猪肉的老刘夺过敌人的枪一连刺死了三个鬼子，壮烈地倒在了地上。死难同胞的尸体横卧在洒满了他们辛勤汗水的土地上。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极个别的青年在混乱之中挣扎钻进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藏起来。就这样有极少的人幸免于死。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一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他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惨遭枪杀的群众有600多名。过了数天，敌酋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万恶的日寇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9月11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那个拒不保释人民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置人命于不顾，在填写“良民证”的时候，他让人们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噪”的章子等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可想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10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冬冬的砸门声，叽里嘟噜的骂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敌人的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野兽般的日寇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寇把18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18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多具尸体。仅是悬楼底街五个门内，就被杀死30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寇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鬼子兵说杀的是“便衣队”，反正老百姓都穿的是便衣。说是没有“良民证”的要杀，其实有“良民证”的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寇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据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至于幼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的，更是难以言状。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日寇象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感到没有活路，第二天晚上，全家13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次日，兽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哪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如郝家15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不几天，日寇大兵团攻击部队已向大同、雁门关前进，继之而来的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以“恩威并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