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痛哭失声。爷爷为了孙子、孙女的安全，左手领着方素荣，右手领着她的弟弟，跑到外面随乡亲奔逃，妈妈看到爷爷走了，也只好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跟了出去。
全村男女老少一片哭喊声！男帮女，老拉幼，向广场走去。广场已被手持刺刀的日本兵严密地包围起来，看来连个蚂蚁也爬不出去。广场中央，立着用黑布蒙上的像是照像机似的东西，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包围圈内坐下来。
已经听不见村里野蛮的叫骂声，全村的人全部集合在广场了。随着队长的口令，蒙在“照像机”上的黑布被拿掉了，露出来的原来是一挺挺黑油油的机关枪。大家不约而同的“啊呀”一声！当大家意识到上当的时候，机枪的子弹已经不停地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倾泻，喷出一串一串火舌。人们发出悲惨的喊叫，在雨点般的枪弹下纷纷倒下。
方素荣的妈妈怀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背对着机枪站着。她和婴儿的胸部都被无情的子弹打穿，倒了下去。爷爷拉着孙子、孙女正回头看时被打中，咚地一声倒在孙女身旁。枪弹打中了爷爷的腹部，但爷爷挣扎爬到方素荣身上，把她压在自己的肚子底下。爷爷的鲜血流在方素荣的脸上、手上。还有许多子弹穿过爷爷的尸体把方素荣打伤了7处，幸亏都是擦伤。方素荣幼小的心灵，是那样地恐怖，但她忍着疼痛，晕死过去，躺在那里。
在震耳的机枪声中，数千条生命在不长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死亡。广场变得宁静了，成了一片血海。又过了一会，广场里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日军队长又下了一道命令，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尸体中挨个的捅。日本兵的皮鞋所到之处，又传来“啊！”的惨叫声。为了保存自己一息尚存的生命，装死倒在那里的人们，在被刺的一瞬间，忍不住又惨叫起来，这是无辜居民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
一直抱着爷爷大腿的刚满三岁的弟弟，看见日本兵，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跑上来的鬼子兵用刺刀一下戳进弟弟的脑袋，把他从方素荣面前扔了出去。方素荣说：
“从我弟弟头上喷出的是鲜红的血和豆腐脑儿似的血色脑浆汁。这惨景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不久日本兵的脚步声消失了，只听到没有完全断气的轻微的呻吟声。入夜后万籁俱寂。苏醒过来的方素荣，在爷爷冰冷的肚子底下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从爷爷的肚子底下爬出来，顺着山坡下了山。为躲避日本鬼子，她踏上了荒僻的小路。她一步一步向前走着，感到分外悲伤和疼痛，又放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走，不知走了多少路，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遇到一个赶马车的大叔。他看到浑身血迹的方素荣，马上就知道她是从平顶山上逃出来的，立即把她藏在马车的干草下面，带到家里。
从此，方素荣开始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大叔给他的伤口敷上药，还亲切地问了她爷爷的名子，然后说：“是方老的孙女吗？那就不要害怕，你伯父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当天晚上，方素荣被送到伯父家。但是，伯父是个很贫穷的佃户，没有一个孩子。如果突然增添一个小孩，怕被伪满人员怀疑，报告日本鬼子。因此，伯父在白天把方素荣藏在高粱地里，晚上再背回家。如果正巧家里来了人，就把她藏在贮藏室里，她连一声也不敢吭。7岁的孩子，就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方素荣的伯父家生了一个小孩，她才以被雇来看小孩的身份公开在人们面前露面。
另一位死里逃生者叫任成玉，请看她在全国解放后的1964年所写的“控诉书”：
我叫任成玉，今年64岁，平顶山惨案距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当年我家住在平顶山村，家里有6口人，有孩子他爹，3个儿子和1个女儿。孩子爹有病在家，靠大儿子在日本岗楼当“小孩”，听电话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无恶不作，到处镇压中国人民，激起了中国人民不断的抗日斗争。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晚上，抚顺的抗日组织大刀会直奔永安台的日本住宅，路过平顶山村后，打死了值班鬼子，烧了鬼子的卖店和岗楼，给大伙出了气，可惹翻了鬼子，说：“平顶山人统统都是胡子！”第二天，灭绝人性的鬼子就开来了汽车，端着枪，对平顶山3000多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俺家当时住村南头，农历八月十六这天上午10点多钟，我大儿子上村北头，就看见鬼子挨家挨户的赶人，说是叫搬家，堡子四周都给卡上了，里不出，外不进。我大儿子一看就急忙跑回家送信。我寻思让搬家就搬家呗，小鬼子啥名堂都干得出来，这会儿还是逃命要紧。我赶紧收拾眼前的东西，连鞋都没来得及提，抱着我三个多月的小儿子，领着孩子，一家人往外走，一直被赶到西山根底下牛奶房子跟前停下来。俺们一出村，堡子里的房子就被鬼子放火点着了。
我这才停下来喘气，正提鞋呢，眼瞅着一个30多岁的妇女，因为是小脚走得慢，鬼子就用枪把子使劲的往她身上打，我往东一看，日寇守备队端着枪，逼着人群一个挨一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