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笔者注）11日开始了对衡阳的第二次攻击。战斗极其惨烈，尤其是各级干部伤亡严重，令人总不能从悲愤的情绪中自拔。
“13日，继续攻击前次未能占领的张家山，战斗中，新到任的第1大队长关根彰大尉和带伤指挥的第2大队长足立初男大尉阵亡。第3大队长迫八郎负重伤被救下阵地，但几天后伤口感染坏疽病而死去。
“16日，我向师团长报告战况和伤亡情况，岩永旺师团长对我联队的困难表示理解，调218联队之第3大队归我指挥。但在17日进攻萧家山要点中，该大队不幸误入敌兵的手榴弹伏击区，损失极大，大队长平冈卓大尉也不幸身亡。
“在第一线带领士兵冲锋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伤亡情况就更加严重。中队长只有一名是战前配备的，小队长全部阵亡。18日在电话中报告战况和伤亡时，不禁流下热泪。我对师团长说，133联队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岩永旺师团长在电话的另一端久久沉默不语。”
7月11日至20日，第10军各师依托着残破的阵地阻挡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在几处要点，两军反复争夺。几位亲历老兵都曾说到这样一种感觉，敌人的尸体、战友的尸体，到处都是尸体。整天看见，都麻木了，战斗紧张，心理紧张，来不及想自己的生死。腐尸的气味熏得人恶心、头胀、不想吃饭，到后来也适应了。
10昼夜腥风血雨，日军116师团前进400米，68师团仅前进200米。横山勇根据两个师团上报的减员情况，于7月20日下午5时下令停止进攻，原地休整，补充兵员、弹药。
但令横山勇更加沮丧的另一件事是，7月18日，日本内阁追究战略要点太平洋塞班岛失守的指挥责任，东条英机被迫辞去参谋总长职务，随即被解除日本首相职务。
日军对衡阳第二次攻势失败，在全国抗日军民中引起巨大反响，大后方主要城市举行了庆祝活动，一时间祝捷电报和慰问信漫天飞舞。报刊将方先觉军长和他的4位师长和参谋长孙鸣玉统称为“五虎将”，宣扬得妇孺皆知。
与这种热闹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困守在衡阳城中的官兵们。
粉碎日军第二次进攻中，全军战斗减员总计已达7\/10，自军长到士兵，天天盼望援军到来。不知哪位京剧爱好者带了个头，全城各阵地一阵风一样流行起两句杨家将戏文中杨六郎的唱腔：
“不提那援军还罢了，提起那援军恼煞人”。
符能在衡阳作战前是排长，战斗中连长阵亡，他被提为连长。对那段生活，他回忆道：
“我们守城已经一个多月，死伤多半，伤员没有医药。如190师568团方子才连长带兵游渡草河侦察敌情，返回时被敌发现，方连长右臂被敌机枪打断。回到师部医疗队时，胡队长根据伤势，决定将伤臂锯掉。没有麻药，甚至没有消毒水，只能用开水消毒。锯臂时，方连长痛得全身发抖。
“医生护士安慰道，援军一到药品就会有的。
“许多伤员伤口感染化脓，有的甚至从伤口里长出蛆虫来。伤员们用刺刀削一支竹签，自己去一点点挑出伤口中的蛆虫。许多伤员因为没有药品，伤势恶化而死去。
“由于无法掩埋阵亡的战友们，尸体在夏天的高温中很快就腐烂发臭。一群群老鼠光天化日就来咬尸体，睹之令人心寒。城内老鼠肆虐，许多受重伤不能活动的战友也有被老鼠咬伤。
“本来有够吃三个月的储粮，但由于敌机的轰炸，大部分粮库烧毁，粮食也成了问题。许多士兵打老鼠剥皮用火烧来充饥，有的将老百姓钉在木架上的牛皮取下来用刀切碎煮烂果腹。
“我军和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有时为我们空投一些粮食和弹药，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物资落到了敌我中间地带，在双方的射程之内，谁也拿不去……”
仗打到7月下旬，第10军坚守衡阳已逾一个月，等待援军成为守军的生命所系和唯一的精神支撑。九战区驻第10军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一直与军部在一起，他回忆道：
“衡阳保卫战的最后两旬，我们每夜都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援军的枪声，有时听不见就用两手护着耳边，伸着脖子凝神注听。张秘书因听不见，方军长总以为他是年岁大了，耳朵不好。援军的枪声好像故意和我们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
“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或是希望。有一种说不出的酸辣滋味。
“有一天炮兵陈营长来电话，说我们的援军枪声打得很激烈。他报告的声音显得很高兴，但顷刻我们去电话再问时，他的声音又显得很悲惨地答复说：又听不见了……
“方军长在绝望之中只有用电报向委座、薛长官、王耀武、李玉堂及各友军呼救：‘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哪怕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也好’……
“上峰和友军纷纷答复：‘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