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
“激战之中，李玉堂将称病不去督战的山东同乡、某师副师长高某通令撤职，严肃了战场军纪，振奋了士气。
“一天，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在指挥部对坐吃馒头稀饭，忽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手中一根筷子。李玉堂扔下筷子用手抓大头菜吃。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说：不动，不动。蔡又问：那我们快点吃？李说：不用，不用。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岳阳，日11军指挥部。
由于破译了九战区通讯密码，战场变为一盘明棋，但这丝毫无助于阿南挽回被动局面。中国军队第4、79、26、37、20、58军已全部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围攻态势已初步形成。于是，指挥部内发生的事情为历史留下这样的记载：
1月3日晨，没有完全占领长沙，军参谋部充满着深深的忧愁与不安的气氛。11时，阿南军司令官来到参谋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诗，以安慰沉入忧愁中的幕僚们：“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我军空运的弹药都用尽，相反地重庆军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正在继续集结兵力，要在长沙包围我军。
木下参谋长等幕僚的焦急心情，是非同一般的……因此，1月3日17时，木下参谋长以及二见参谋副长、岛村作战参谋等一同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止战斗，于4日夜开始反转”的意见。
阿南军司令官说：“第6师团刚参加战斗，尚未收到战果乃理所当然！不能过早地停止攻击，应暂时观察一下情况。”批驳了木下参谋长等人的意见。
接着，17时30分，接到丰岛第3师团长“不久可取得战果”的战况报告。然而，木下参谋长等的反转决心很坚定。在19时40分，幕僚们再次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因为在5日晨以前，必须进到汨水北岸，所以必须迅速开始反转”的意见。此时已经拉开了浏阳河畔渡河点争夺战的战幕。
至此，阿南军司令官终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
接到阿南下达的撤退命令，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满腹苦水。
12月24日，丰岛接到由大本营发来的电令，他被任命为东京近卫师团长。近卫师团是天皇的御林军，这项任命对于丰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24日正是这次作战开始的日子，同时被任命为第3师团长的高桥多贺二中将尚未到职，所以只能仍由他指挥作战。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他自问已尽了最大努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成功。增援他的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在划分任务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使他感到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
这时阿南下令让他撤退，即便能顺利地将部队带回岳阳，那么他又如何作为被大本营重用、天皇点头的将领，回东京去见那些对他友好的和对他不友好的京官们呢？他感到这是自1940年9月28日他上任第3师团长以来遇到的第一难堪的事。
再就是加藤大队。这是一支享誉全军的部队，原属于河南信阳地区担任警备任务的重信吉田大佐第6联队。由于该大队战斗力强，尤擅长夜战，丰岛将其调到湖南，带在身边，本想让他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为这一仗添几笔光彩，不料2日零时投入战斗，第一个小时中其一个中队便伤亡过半。加藤求胜心切，只带了三个人便杀入敌阵。如一战成功，不用说就是孤胆英雄，力挽危局了。偏偏运气不佳，不一会儿就中弹身亡。其三个中队中的另两个中队在营救加藤时被封锁在一片房屋区内，守军泼上汽油纵起大火，可怜这两个精锐中队未曾起一点作用便多数葬身火海。如果回国后将战况据实报告，那是极难为同仁和死者家属接受的。
丰岛思来想去，发电报给阿南惟几，以寻找加藤尸体为由，要求将撤退时间延迟一日。他要组织部队再做最后一拼，为了已经付出的代价和即将失去的面子。
将电报发出后，他抽出指挥刀，亲率一个精干的参谋小组，冒着滚滚硝烟下到主攻联队督战。
他不理会阿南如何回电。这是继阿南决定进攻长沙后的又一次先斩后奏。此次他也运用了那句中国兵家的古老格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月4日凌晨，几天来争夺激烈的城南方向修械所、太乙寺一带重点阵地，枪炮声、喊杀声再次刮起铁的狂风。第3师团7千余日军在丰岛亲自督率下发起最后一搏。
战至天亮，修械所阵地前一支日军敢死队前仆后继地冲上阵地。几名日军士兵拉响捆在身上的烈性炸药，将守军支撑阵地的暗火力点炸飞，本来就伤亡殆尽的守军官兵们被随着爆炸冲上来的日军全部射杀，阵地易手。
日军见防线撕开，便朝这里涌过来。
上午8时，预10师陈希尧第30团以仅剩的80余人组成敢死队。中国士兵早在淞沪抗战中便开了“活炸弹”先例（日军将这种自杀性攻击称为“肉弹”），20余挺机枪掩护十几名士兵冲入阵地，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
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