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药和减少的兵员还没有来得及补充。战役结束后畑俊六考虑11军兵力与当面中国军队相差太大而将华北地区驻太原的第9混成旅团调归阿南指挥，这支部队现在还在路上。“以11军现有的兵力和作战物资储备，最多只能打一次兵力不超过6万，作战时间不超过10天的牵制性作战”，在制定作战计划的军司令部会议上，木下勇参谋长提出自己的看法。
阿南认为：上次作战结束至今只有两个月，遭受重创的中国军队不会恢复如初，又调走了第4和第74两个军，以11军现有兵力是完全有把握取胜的。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胜！”阿南强调说。
12月15日，阿南上报作战计划：12月25日发起总攻，作战时间两周，如23军在此之前攻克香港并且不再深入，局势得以稳定，11军也可提前撤回。
战术上，仍采用主力师团并列于第一线发起强大攻势，快速突破防线后分割包抄中国军队予以重创的方法。
由于第4师团调走，在一线只能部署3个师团，为补充兵员不足，阿南命令远在赣中的第34师团向九战区驻赣部队发动佯攻，使其不能增援湘北。
12月16日，畑俊六复电批准11军作战方案。阿南惟几再次站在那幅巨大的兵棋前，在参谋人员众星捧月的位置上，踌躇满志。
长沙，九战区长官部，战区军事会议。
座位上全是将星灿烂的师长以上高级军官，薛岳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用一根教鞭指点着，会议开了3个小时，与会将领们却毫无倦意。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九战区加强了谍报工作，掌握着日军在湘鄂赣各省的动态。12月18日，军委会侦悉日本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批准11军湘北作战方案并从华北调兵，蒋介石命令南调的第4和第74军迅速返回九战区作战地域，分驻株洲和衡阳，准备迎敌。
战区召开的既是作战部署会，又是集中了“大检讨”中各部队血的教训和各级指挥员的聪明智慧，从作战方针到兵力部署，修正过去方案的研讨会：
一、怎样进行逐次抵抗？
二、怎样切断敌人退路？
三、怎样选择决战地带？
四、怎样诱敌至决战地域？
在众位将领们各抒己见之后，薛岳做结合部署作战任务的中心发言。
也许真的有称得上天才的将领，但绝大多数指挥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血的教训中聪明起来的。来自部队的将军们感到，战区修改之后的方案较之过去的更加切合实际，是打好这一仗的良好基础。
修改后的作战方针为：
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步抵抗，随时保持主力于外线，俟敌进入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会议结束前，薛岳宣布：大战将近，第10军新任军长钟彬尚未到职，该军仍由在10月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撤职的原军长李玉堂指挥。与李一同撤职的该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也仍负责该师此次作战。两人处分待战后再议。
会后，薛岳和赵子立再次站在地图前。
“此作战方针中至为核心之处为何？此方针较之以往之要点为何？”
薛岳面对勾画得点点线线的地图，像自语又像在询问。
“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赵子立一语中的。
敌人进攻，我边打边撤。既要牵着敌人走又不能为敌包围。在到达决战地带之前，巧妙地将部队撤到外围而又不惊动敌人也跟到外围。少数兵力吸引敌人进入决战地带，多数部队在外围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在决战地带，外面的部队要围得住，里面的部队又要顶得住，不被吃掉。
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进行着顽强抵抗环环相扣，险象环生，一招失算，全盘皆输。战场上的复杂性和冒险性莫过于此。
九战区的兵力部署是：杨森27集团军防守新墙河一线，日军进攻后逐次抵抗退至汨罗江一线向右翼退避；37军和99军守汨罗江二线，接战后边打边撤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一带时向东转移；日军包围进攻长沙时，由第10军坚决守住，这时外翼部队则向长沙发起“求心攻击”，将包围长沙之敌从外面再包围起来，聚而歼之。
这一仗的两个关键，一是我“诱敌”，敌是否“深入”；二是长沙是否能固守到外翼部队取得围歼敌人的胜利。前一个环节取决于日军，后一个环节取决于第10军。
战斗打响，情况瞬息万变，届时还看指挥员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
决心就这样下了。
“后退决战，争取外翼……”薛岳思忖着赵子立的话，在屋子里踱着步。
忽然他停住脚步，手臂一挥说：“我看这一仗就叫做‘天炉战法’！”
长沙。
枪支整齐地架在一起，子弹袋、军上衣、水壶堆放在枪支旁。冬季的风中，士兵们刨开马路路面，砌进一块块大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