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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16日凌晨5时30分，山城重庆城区街道上，一支轻便的车队快速掠过，直奔郊外机场。
警卫森严的重庆机场，停机坪和跑道的照明灯、信号灯大开。一架等在跑道尽头的飞机在车队到达几分钟后，轰轰隆隆地启动马达，由慢而快地向前冲去，渐渐脱离地面，在半空中一转头，直插曙色微明的东方天际。
蒋介石倚在机舱内的沙发乘座上，一脸倦态。
10月9日，湘北部队恢复战前阵地，第二次长沙会战落幕。
虽然九战区尚未将战果和损失情况统计上报，但蒋介石心中已经憋满怒气。
9日深夜，政治部电话请示是否要在“双十”宣传口号中加上庆祝湘北胜利内容。蒋介石内心实在不想将这一仗称为胜利，但还是指示要结合节日宣传大力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那时，宜昌攻城正值白热化，关键是看能否抢在日军回援前攻下城池。10日一天，蒋介石强装笑脸疲于应付国庆节官方活动，内心却总在想着宜昌、宜昌，直到深夜，看看终于没有希望，才下令撤兵。
两个战场，一个是连最精锐的74军和第10军都赔上去的惨败，一个是久战无功、伤亡惨重。所谓“胜利”，在军事上便只剩下了一个勉强对老百姓能说得过去的日军退回岳阳，我军恢复阵地，而其余的就全是政治宣传、鼓动国民士气的需要了。
10月10日，从一早开始，电台将“歼敌4万余”的“第二次湘北大捷”的消息与纪念国庆的文章轮番广播。各大报刊更是煞有介事地抢发号外，头版核桃大的字打出通栏标题，二、三、四版则塞满评论文章、战地报道、新闻照片、火线采访、侧记、见闻等等，着实弄出一派“大捷”风光。蒋介石翻着报纸，心里也真服气了陈布雷、吴铁城、吴鼎昌这些笔杆子，一夜之间，魔幻般变出那么多文章！
既然是“胜利”，国民政府、国民议会、军委会、各民众团体便又要照例发贺电贺信。侍从室副主任林蔚请示是否以委员长个人名义发贺电时，蒋介石心中主意已定，回答说：不必了，请你安排一下，我去登门道贺。
就湘北“胜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接受港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军队已取得主动地位，预计半年内将有惊人之军事发展。……中国军队在湘北之胜利，奠定了对日军反攻及收复汉口、广州之大道……”
云云。
在广西桂林各界纪念国庆暨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群众集会上，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致辞中云：“湘北二次大捷乃为我转败为胜之枢纽。”
蒋介石注意到，在重庆市的纪念会场和主要街道，庆祝胜利和纪念国庆的大字标语数量基本相等，而机关和学校的游行队伍中，庆祝胜利的标语和小旗数量要多于庆祝国庆的。
4年抗战，无论国际形势是否有利，国力衰竭、百姓困苦，民众在心理上需要“胜利”这剂补药，否则何以继续苦撑？参加重庆“双十”活动归来路上，蒋介石心中叹道。
但怕就怕第九战区的将军们也将这个宣传上需要的“胜利”，真的当成自己打出来的胜仗。蒋介石在之后几天想，在乘飞机去湖南途中也在想。
当飞机的马达声从西天云际间隐隐传来时，薛岳率九战区主要将领走出南岳机场一侧临时设置的候机休息室。
湘北作战结束后，两年前庆祝胜利情景重演。鲜花、掌声、镁光灯闪光及雪片般飞来的祝贺文电依旧，但薛岳心里沉甸甸的，不只是因为没有接到蒋介石的祝贺。
10月12日，设在东京的日本国家广播电台和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各地的广播电台同时发布了皇军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重庆政府军5个作战军主力共十余万人的消息。日本各地和中国占领区几个大城市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天皇传圣谕嘉奖参加此次作战的皇军将兵。
作战双方互相矛盾的宣传和步调一致的庆祝，大大激发了各国记者的好奇心。10月13日，一个由英、美、法、荷、葡等国家及香港的记者与几家中国大报记者联合组成的22人记者团，由国民政府新闻局官员带领，从重庆飞来长沙进行实地采访。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向记者们作了经他和赵子立等人周密准备的“战况报告”。记者们参观了几处战场，浏览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十几位参战官兵和当地百姓从不同角度向记者介绍战场实况和日军兵败惨象。记者们无不满意地认为中国方面的宣传真实可信。那么，说谎的一方自然只能是日本了。
赠送战利品。记者们高兴地分别得到指挥刀、望远镜、手表、军毯、收音机等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大胡子美国记者，他在恳切请求下得到了一面日本军旗。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这名记者表示，他要让全世界看到这面旗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故事。
记者团在长沙活动了3天，15日由薛岳主持了送行宴会。送走记者，不用再费力编织“胜利”的故事，薛岳知道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
飞机在跑道停稳，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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