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时期确谴责了“大民主”这个广义上的概念。后来，他指责说东欧的动乱也是由于“大民主”所导致的。(24)
1957年五六月间，几乎可以对共产党随意地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百花齐放运动”，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为这不仅对党的团结造成了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党的统治也造成了威胁。(25)事实上，在那些批评共产党后来受到攻击的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没有能很好地参与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尽管他认为当时的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也觉得当时的方法是太过分了，并且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26)
大跃进
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火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量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27)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然而，1958年冬，中共许多领导人开始到各省去视察，去亲眼看一看“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视察的见闻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很明显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彭先去了甘肃，然后去了他的家乡湖南，还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视察也许是最著名的，因为正是彭的这些视察使他后来在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与毛发生了公开对抗。然而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彭发现农民们在挨饿。党的地方干部私下里在抱怨“大跃进”的过火行为。
到1959年2月和3月，邓与其他一些注重实际的领导人一样，主张步子不要太快，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大跃进”的战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书处举行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推崇备至的一件事）的讨论会上，邓认为虽然这样做有一些明显的好处，但不要走得太远太快了，否则的话对教育质量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8)在另一次讨论人民公社的会议上，邓又提出人民公社并不是行不通的，但它们在生产管理方面接二连三出现了许多问题。(29)
彭德怀没有邓那么沉得住气，多年来，他和毛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大跃进”和毛(30)。几年之后，叶剑英（毛之后的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说邓、刘少奇、周恩来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怀的外境。(31)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没有对彭给予支持。与毛不同，彭不是一个特别老练的政治家。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会议上，他对毛突然采取一种简单的对抗策略。(32)尽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并且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锐的意见书。特别是他指责毛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