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公开辩论是必要的。在辩论中，个人应畅所欲言，少数人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当受到尊重，党内斗争不应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邓自己在1933年曾经历过的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待错误也不应听之任之过分迁就。但是，党的决定一经做出，每个党员有义务必须贯彻执行。批评和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保证。没有批评，每个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就不可能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没有集体领导，政治将会变成个人崇拜。党章必须公平地适用于每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个人崇拜”。领导干部相互之间或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不应滥用职权。
除了高岗和饶漱石，邓没有点其他人的名，不过他的批评很尖锐。他说：“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行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和“至今还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⒆
肯定在后来，这些讲话可能被解释为是针对毛的。在1955年进行的关于集体化的讨论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高xdx潮”。正是这次讨论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策的方向。后来这次讨论常常受到人们强烈的指责。⒇人们过去认为，毛主席背过中央的其他领导，通过向省一级的领导呼吁新掀起的农业合作化的高xdx潮，是由于当时中央做出了一些他所不喜欢的决策。尽管关于农业合作化高xdx潮来由的解释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走极端，但从1955年后半年起他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领先省一级的领导人，从而迫使中央的领导同意1956年初的发展速度和“全国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的速度。(21)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最能表现毛特征的那些行为和邓曾在谈话中所预言过的那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出现。同样，当时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按党的准则去做而感到内疚，他们也是邓批评的对象。
整风运动
关于党的整风问题，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一年中支配了全党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点上，邓对于毛关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阐述，还有整风运动的形式等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采取一种犹豫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1956年在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争论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央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是由于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将会有一个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强烈反对。中共也担心当时匈牙利和波兰的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共产党制度的威胁。
邓在中共“八大”及后来的讲话中都曾说过如能具备三个条件：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东欧出现的问题就能避免，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能得到保证。总的来说，邓对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然而，对中共的错误也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抨击，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意味着不仅告诉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49年之前曾经实行过的久经实践考验的群众路线的原则一然而自1949年以来他感到许多干部往往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来党的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质量必然会下降。(22)
邓要通过在党内展开一场整风运动和建立中共的活动受人民大众监督的机制，来解决党的工作作风，党内民主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同过去一样，将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来自党外的监督主要通过工人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委员会）还有各民主党派来进行。(23)毛对整风的观点与邓的截然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认为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经济。特别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间，他似乎曾相信为了创造和共产党密切的工作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靠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员政治化来实现——他一生中很多时候几乎都不能摆脱对这些人的怀疑。这就是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由来。不象邓一样，他认为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次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即使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待，但其他大多数矛盾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政策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否则革命就会走向官僚化。邓1957年4月在西安对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