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杀猪似的大叫，叫得死去活来。这件离奇的怪事一度曾在梅城中广为流传，以后一直被固执的家长重复，用来当作不许孩子们到胡地墓地周围去玩的警告。
唯一对胡地坟墓报以不在乎态度的，是附近树林里栖歇着的乌鸦和喜鹊。事实上，在胡地安息以后，象征着灾难的乌鸦和报告喜讯的喜鹊，得到了疯狂的最成功的繁殖。成群的乌鸦和喜鹊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多的时期甚至把明净的天空都能遮住。春天到来的时候，乌鸦和喜鹊像猎手那样机警地寻觅着食物。它们啄食各种小虫子，地里洒落的麦子或者稻谷，挖土时翻出来的蚯蚓，准备越冬的青蛙。有时候因为饥饿的缘故，它们也向有着古怪花纹出来晒太阳的毒蛇发起进攻，它们像鹰一样向蛇猛扑过去，在地上跳舞似的乱蹦，大叫着分散不停向外吐着舌信的毒蛇的注意力。一旦制服了毒蛇以后，立了大功的乌鸦和喜鹊便将毒蛇衔到大汉白玉的墓顶端，想乐滋滋地单独享用毒蛇的美味。但是成群结队的乌鸦和喜鹊立刻大打出手，咿里哇啦在半空中大喊大叫，铺天盖地往墓顶上涌，一边拉屎，一边又撕又咬，羽毛到处乱飞，好像成心要把安息在坟墓里的胡地吵醒。
胡地被埋葬以后，打开他留下的遗嘱便成为大家心目中最迫不及待的事情，尤其是胡地的十三位养子，自从他病危以来，对于这些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来说，没有别的事比了解遗嘱内容更为重要。遗嘱被密封在一个精致的小铁盒子里，加了两把锁。一把锁的钥匙在哈莫斯手上，另一把锁的钥匙在梅城唯一的一位律师那里。公布遗嘱的时间被严格限定在胡地落土以后。作为十三个养子中的长子德清，不止一次有机会接近那个放遗嘱的铁盒子，当胡地进入弥留之际，正是德清亲手将小铁盒递到胡地手中。在最后的十二小时里，胡地一直死死地抱着小铁盒，抱得太紧了，以致于咽气以后，为了掰开扣得太紧的手指，德清在众目睽睽之下，差不多把胡地的手指给掰断掉。
胡地可能拥有的财产数额，向来是胡地神话的一部分。人们相信，就算是国民政府的堂堂省长，也绝不可能比胡地更有钱。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到处都在热气腾腾的募捐筹款。从省城来了一队女学生，她们在梅城的街头演说演街头剧，搞得这个小城市像赶集一样热闹。女学生们像乞丐一样毫不含糊地跟过路人要钱，向沿街的店面里的老板要钱，临了，捧着一红纸糊成的盒子，按照市民提供的本城大户名单，挨家挨户上门索款。胡地在大客厅里接待了女学生，他那双好色的眼睛，不安分地在女学生的脸上和胸脯上来回扫着，冷笑着说：“你们想要多少钱？”
“对于前方的将士来说，当然是越多越好。”女学生叽叽喳喳地说。
“我的钱真能送到前方将士的手里？”胡地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位最漂亮的女学生，心花怒放，“你能保证绝对一个子儿也不会少？”
天真的女学生丝毫不在意胡地眼睛里荡漾着淫欲，她们天真地向胡地发着誓，天真地接受了胡地向她们发出的请吃饭的邀请。陪同这一大帮如花似玉天真烂漫的女学生吃过饭以后，心情极好的胡地用牙签剔着牙，让女学生们狠狠地吃了一惊地说：
“我捐一架飞机怎么样？”
在胡地死了的若干年以后，人们将还一如既往地议论着他怎么在谈笑间，就捐了一架战斗机的豪举。这样的豪举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有委员长的夫人，只有财政部长的太太才能如此潇洒一回。捐献一架战斗机。使得胡地的名声远远地传到了梅城以外的地方，不仅是省城的几家报纸，国民政府出资办的《中央日报》，甚至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报纸，都做了郑重其事的报道。胡地的神话像长了翅膀似的四处乱飞，人们坚信，只要胡地乐意，他随时可以买下整座梅城，或者干脆连省城也一块买下来。
关于胡地巨额财产的来源，有着无数种不同版本的传说。有人相信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胡地，得到了洋人的暗助。虽然胡地最终也没有成为教民，但是他无疑是梅城中和洋人来往最密切的一个人。他和洋人做生意，洋人赚中国人的钱，他便不客气地大赚洋人的钱。胡地是梅城绅士中的真正代表，因为他的洋文几乎和洋人说的一样好。在梅城找不到比他更熟悉洋人的人，他熟知洋人的优势和弱点，因此可以毫不费力地调停本地居民和洋人之间的冲突，既代表本地居民和洋人作对，也恰到好处地运用洋人的势力，向当地居民施加压力。当他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鬼的时候，他曾经替老鲍恩管理过葡萄园，他当过工头，当过承包商，和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不止一次掌握着洪水过后的赈灾款项。梅城中最古老的也是最富裕的教民杨希伯死了以后，他的庞大的家产由继承人莺莺统统捐给了教会，有人怀疑这笔数额巨大下落不明的遗产，实际上是进了胡地的私囊。
胡地财产的来源，还有一个特殊渠道，就是他很可能侵吞了他同父异母兄弟胡天的金库。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胡天，生前一定聚敛了大笔钱财。胡天一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金库，这个金库是胡天改邪归正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