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的史部长，当然也只好暂时打消了立即去接儿子的念头。但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从她心中抹去，所以不时给儿子写信询问情况，要儿子一定在学习之余给家里来信，以免自己和父亲挂念。当然，为了表示对陈榆树大哥的感激之情，她也忘不了给陈榆树大哥寄钱寄物。但是，令她不解的是，尽管给儿子和陈大哥寄信、寄钱和寄物，却一直不见回复。难道小儿子也象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不愿认她们夫妻？当她将自己的担心告诉谢书记的时侯，谢书记说：“你真是杞人忧天。陈大哥之所以要将困难接到小神头堡，并不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儿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老区人民出于对本人的一种感情而替我们分忧，因为他和所有的小神头堡的乡亲都相信我是好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我们的儿子在革命老区一定能茁壮成长。而且我敢保证，在小神头堡成长起来的小儿子绝对不会象在城里成长起来的哥哥姐姐们那样势利，绝对不会不认我这个爹和你这个娘，而且我相信，到时侯你见到儿子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你见到的将是一个身体健康、勤俭朴实和知书识礼好小伙子。说实在话，我在我们的这些孩子中真正寄予厚望的就是困难。如果我们谢家在他们这一代能出一个‘谢家宝树’，那就只能是困难了！”
听了丈夫的这一席话，史部长总算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半年后，当他们夫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经过“拨乱反正”后，一切工作都逐步走上了正轨，正当他们决定利用年关的一段间歇时间一道到吕梁山地区去接小儿子的时侯，却突然接到省委组织部的调谢东山任临江地区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的调令，而且要他即刻上任。史部长虽然急切想见到儿子，但她是知道轻重缓急的，不得不将北上的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到了第二年春节期间，当他们再次计划北上时，谢书记又突然接到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通知，不得不再次将计划延期。后来，史翠娥又接到调临江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调令，为了工作，只好将思子之情暂时埋在心里。就在这一年，我也被调到地区担任文教局局长。有一次，在同史部长闲聊时，她谈到她为无时间接小儿子以至到现在仍不能同儿子见面而苦恼时，我说：“你们也真是的，为什么非要亲自去接呢？写封信，给你们所说的陈大哥寄些钱去，让他陪同困难一道到临江不就行了？这样儿子也回来了，谢书记又可以和陈大哥见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
她说：“你不知道，老谢还想借此机会亲自到小神头堡去看看，他可是将小神头当成他的第二故乡呢！若不借这个机会，以后要满足他的这个愿望恐怕就难了。他的这种愿望在他的心里已经埋藏很久了……”
我说：“他的这种愿望并不难实现。等他离休后，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哪在乎再等个几年时间？”
史部长觉得我说的在理，回去跟谢书记商量后，便立即给陈大哥又写信又寄钱，要他同小儿子困难一道到临江来。
一个月之后，陈大哥来信了。信中除了对谢书记和史翠娥双双升迁表示祝贺外，还向他们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的小儿子谢困难已经成长为人高树大的、人见人爱的“捧小伙子”和“壮劳力”。还说，由于谢困难的在当地“知名度”极高，所以引得周围三乡五镇前来上门介绍对象的媒人都快把他们家的门槛踩塌了。要不是考虑到困难的婚事必须由他的身生父母拿主意，困难也许早就当“娃他爸”了，因为在他们那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当“娃他爸”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信里，陈大哥还告诉他们，本来，一接到他们的信之后就应该立马将困难给他们送回来，但现在农村正是种山药蛋（马铃薯）的时侯，季节不等人，所以必须等把山药蛋种到地里去之后才能离得开身。等山药蛋一种完，就立即带困难“下江南”。动身之前一定会给他们打电报，好让他们到车站接。接到陈大哥的信之后，史部长立即给我打电话，将马上就要见到小儿子的好消息告诉我。我当然也为他们高兴，在电话里一再向她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即将见到你们的‘谢家宝树’！”
不想我话音刚落，史部长就“唉”地一声长叹，说道：“什么‘谢家宝树’哟，我真担心小家伙可能会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呢！”
我一听，忙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便将陈大哥在信里写的“壮劳力”这样的话告诉我。虽然我一听也感到不是滋味，但仍然劝她不要太钻牛角尖，我说：“农村人实在，一个能被称之为‘壮劳力’的，在农村可是一个人的最了不起的评价，不要以城里人的眼光对待这个名词。”
她笑了，说：“托你这个‘媒婆’（这是她们夫妻对我的谑称）的吉言，但愿如此。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先给你打声招呼，到时侯陈大哥和困难来了，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找个车子去接一下，价钱照付。”
我知道，她之所以事先给我打这个招呼，一是因为谢书记和她本人都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绝不因私事动用公车；二是要她们自己临时去弄一辆车，虽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