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谢家宝树’就是指象谢玄这样的有出息的子弟，在我参加革命之前，我父亲老是不厌其烦地要我拼命读书，将来能混出个人样来，也要象谢玄老祖宗那样成为我们谢家的‘宝树’，我虽然不是他所期待的谢家宝树，但也没有太给老祖宗丢脸，但我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会给先人丢脸那就难说了。所以，我希望你能通过学校的老师，对我的孩子要严加管教，使他们不致给我们谢家的老祖宗太丢脸。”也许正是这种家族的传统情结，使他尽管对自己的几个子女极为不满，但仍未对他们失去希望。当他和史翠娥要被“解放”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的几个儿女担心过去的所作所为太伤父母的心，因此害怕父母不会认他们，所以便跑来找我，要我到他们的父母暂住的招待所去为他们求情，请求父母原谅。尽管我知道谢书记和史部长绝不会真的不认这些曾宣布同他们划清界线的儿女们，但为了避免他们同子女见面时太过于尴尬，我还是先去见了谢书记和史部长一面。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女本来想来见他们一面，但因在运动期间做了对不住他们的事，又不好意思来见他们，所以让我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不要让他们来。谢书记朝史部长见了一眼，然后“唉”地一声长叹，说道：“怎么办呢？既然生了他们，作为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象谢玄老祖宗说的那样，既然植了树种了草，当然会希望树木和花草能茁壮成长。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教育子女不但是个人的私事，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只要他们不再坚持同我们划清界线，并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们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拒之门外的。”
史部长接着说道：“老田，你去告诉这几个不争气的小东西，我们不会生他们的气，当年他们年纪还小，一是没有分辨能力，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能怪他们。”
当我将谢书记和史部长的话告诉土改和他的几个弟妹后，他们竟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从外公家结队赶到县委招待所，将“爸爸”、“妈妈”叫得嘣嘣响，而且充满了甜情蜜意。而谢书记和史部长在听到这种久违的亲情的呼唤，自然也前嫌尽释，同儿女们高高兴兴地回到被退还给他们的原来的老房子，共享天伦之乐。
后来，谢书记被安排到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担指挥长兼党委书记，史部长则被安排在临江县担任人事局局长，他们的几个孩子纷纷被送进大学念书。对组织将自己的儿女送进大学的这种安排他们夫妻当然是感激的，并由此而对将来能否出一两个谢家宝树”充满了希望。照说，他们夫妻都恢复了工作，七个儿女中有六个都上了大学，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正因为这一切都来得突然，反倒使他们对小儿子谢困难更加牵肠挂肚。
在他们的七个子女中，谢困难不仅年龄最小，而且也只有他没有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更没有宣布同他们断绝关系，更无改姓毛的这种天大笑话出现。谢书记和史部长自然对他多了一份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关爱之情。谢书记甚至说，他们谢家将来若真的有“宝树”，那么这个“宝树”就应该是谢困难。史部长倒不在乎小儿子是不是能象谢书记说的成为“谢家宝树”，她只希望能尽快见到他，儿子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都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跟娘牵着肠挂着肚，自从自己和老谢书记被关进监狱后，他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儿子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她能不关心吗？自从她们夫妻双双被关进监狱后，她最为牵挂的就是小儿子谢困难。一个才五六岁小孩，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和照料，其前景堪忧呀！尽管有自己的父母照顾，但父母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下子要照料六七个小萝卜头，能照顾得过来吗？后来听到困难被谢书记当年的一个老碉堡户带到山西省吕梁地区的一个叫小神头堡的小山村去了的消息后，她更是魂不守舍，为儿子的命运提心吊胆。一个才几岁的小孩子，在那种落后而又贫穷的地方，能健康成长吗？这种对小儿子的思念对于她来说，比在劳改农埸所受到身体上的折磨更让她难以忍受。所以，当她恢复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不断地催促谢书记要赶快想办法将小儿子从山西接回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对困难的日思夜想的精神折磨。
本来，史部长一接到临江县人事局长的任命通知后，就准备请假带大儿子土改到山西去将小儿子谢困难接回来。但谢书记却不同意，他对史部长说：“慌啥？儿子放在吕梁山老区，既跑不了，也变不坏，等等再说吧。我们现在刚刚恢复工作，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现在是百废待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等到工作走上正规以后，我陪你一道到吕梁地区的小神头堡去把儿子接回来。我还可以借机到我曾经流过鲜血的老区去看看，看看那里的乡亲，特别是去看看陈榆树大哥，他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遭难的时侯，他又千里迢迢从山西吕梁地区的小神头堡来到临江，将才满六岁的困难接去抚养，这样的大恩大德不好好报答一下，于天地良心也说不过去呀！如果我不亲自去一趟，只会在小神头堡的乡亲中留下千古骂名。我同样思念这个小家伙，但也不在乎再等些时日吧？”
对丈夫从来都是言听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