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农民重新“返贫”的最主要原因。如果长此下去，前景将不堪设想！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就十分自然地对我们的地委书记一上任就抓住这个关键问题不放的胆略和魄力油然而生敬意。可以设想，若无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是不可能如此敏锐地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并决心加以解决。我是搞形象思维的，虽然没有见过谢书记本人，但可以想象得出，象他这种有水平的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年龄肯定在五十上下，至少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还猜测，既然他是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领导，那么就肯定是一个刚直不阿的黑包公式的人物。他虽然脑门上并不会有象黑老包那样的月牙形的胎记，但是，由于长年累月同工人和农民泡在一起，皮肤一定很粗糙，在他的那黧黑色的脸肌上，肯定会被一种严肃、冷峻的神色所笼罩，从而让人望而生畏，畏而起敬。然而，我的这种自作聪明的猜测和臆度很快便被事实所粉碎。当我听人说，谢书记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时，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我问见过谢书记本人的县长：“谢书记真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反问道：“你知道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什么时候吗？”
我回答道：“1959年至1961年。”
他笑道：“谢书记之所以被他的父亲起了这么个古怪的名字，就是因为他是在困难时期出生的。”
我不得不信了，并因此对谢书记产生一种好奇心。是呀，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没有高学历和特殊的才能，是绝对做不到的。可是县长又否定了我的猜测。他对我说道：“现在确实是非常重学历，但并非所有的当官者都是高学历的人，我们的谢书记的学历就不高。名义上说是大专生，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高中肄业生。”
他的话更加让我吃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如此年轻，又无大学本科文凭，能当上一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地区的书记和专员，这在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就算机遇对他格外垂青，如果没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贡献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想，使我对他更增添几分敬意。出于职业习惯，我自然急于想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或许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地区三级干部会终于在我的焦急等待中如期开幕了。
本来，根据会义通知，这次大会是在临江宾馆召开，全体与会人员吃住都在宾馆，主会场就设在宾馆的大会义厅。不知何故，当我们到达地区时，却被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带到地委招待所，说是三级干部会改在地委礼堂召开，全体代表吃住都在招待所。地委礼堂始建于五十年代中期，后虽然经过几次维修，但均属“涂脂抹粉”，基本框架和设施都原封未动，音响效果和明亮度都很差。从八十年代开始，当时的地委和行署领导班子就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建一座“五十年不落后”的新式会议大厅，并请省建筑设计院绘出蓝图。可是，蓝图虽然出来了，可是因囊中羞涩，却迟迟不能动工，蓝图也便成为领导班子心目中的空中楼阁、墙上的烧饼。以后各届领导班子也都曾跃跃欲试，也都因同样的原因而“望楼兴叹”。多少年来，除了各个剧团不时在此登台亮相外，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议都与它无缘。令人不解的是，原本定在临江宾馆召开的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为何竟改在这个老掉牙的大礼堂召开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事情是，大会秘书处还规定，各个代表团的全体与会人员，一律都在地区招待所住宿，不得住进宾馆，同时还规定，与会代表都一律同地委大院里的干部和职工一道在大食堂吃份饭，凡违犯以上规定者，将严肃处理。这一切，都是与近十几年来地区大型会议的开法大相径庭的。地委的这种反常的做法立即引起了与会的代表们的猜测和怀疑。一些有头脑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经过缜密的分析和判断，意识到这是地委和行署领导在变着法儿搞“现身说法”，从而好向各个县摊派修建地区会议大厅的资金，以使他们梦寐以求的五十年也不落后的豪华、气派的会议大厦得以梦想成真。为此，有好几个县的头头们一来，便进行了紧急搓商，思量对策。我们柯山县虽然也属“老、少、边、穷”的贫困县，但由于近几年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特别的办了一座次大型的卷烟厂，财税收入相对其他县来说又要富裕得多，如果地委和行署要搞摊派，柯山县当然会成为最大的冤大头。为了抵制可能会出现的摊派，县委书记和县长经过商量，决定来个先发制人，反以各种能扯得上的理由为理由，装穷叫苦，要求行署进行财政补贴。因为他们对我为县里写的在三级干部大会上的发言稿的评价相当高，所以就将这个申请报告的任务交给我。县委书记和县长找到我，说：“我们的大作家，你要拿出你的真正水平，将这个任务完成好，这可是为民请命呀！你是搞形象思维的，在这个报告中，也可以加上形象思维，要使用哀兵政策，将我们柯山县财政的困难、老百姓在贫困线挣扎的情况写得哀惋动人。”
我听了他们的话，觉得他们的这种担心和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