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而这些流浪在各大城市的人中，有些是真正的流浪汉，有些则是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可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人才是真正该被援助的？
在华盛顿第二街和西北区D街有一所很大的流浪汉收容所，建于1986年。那儿收留了一千余名的精神病患者、酒鬼、失业者、老年人、少年人以及刚出狱的罪犯，据说只要一入此境甚难自拔。有一天，一位朋友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我说免了。君不见城中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人，就在我们办公大楼的门前，每天都坐着一两个流浪汉，他们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
米茨的世界并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完结，他的去世只是一记警钟。在今日全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下，有谁能化解这些危机？
米茨代表这个时代的悲剧，而这似乎才只是序幕，以后会怎么发展，全世界对无家可归的人将如何处置，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有人把米茨和修女德瑞莎相比。德瑞莎真是个圣人，1988年我在香港国际合作基金会上颁世界和平服务奖给她，她一生默默工作，不求名利，只在奉献，和米茨的作风有点不同。米茨近年来天天上报，而且有许多好莱坞的大名星正替他筹款。当然他的贡献不少，但出世入世之同，两人还是大有差别的。米茨的情人泪洒电视台，为了哀悼他的早逝。我们希望她继续做米茨未尽的工作，为流浪族更尽心力。
护花使者
我30出头就到华府打天下，单枪匹马且不知天高地厚，更杯着一片赤子的心情。
10年的花样年华我有一位爱我护我的丈夫，一旦他走了，我以为只要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总能把苦痛的日子挨过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30年前的华府还是男人和白种人的天下，我虽独善其身，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郎难免会受到些狂蜂浪蝶的骚扰，有些人稍假以颜色还可对付；但有些权贵常常自作多情，应付这些政要就得大费周章了。
美国上流社会宴客时，宾客总是一男一女赴会，即使白宫的国宴上也是如此安排。舞会时你若没有舞伴干脆就别去参加，不过女主人也常会替你安排，于是在宴会散后同坐的客人或舞伴，就很自然地请求送你回家。有些人因为这一面之缘，并不找你的麻烦，但仍有不少人自作多情，送花、送糖果，打电话约你吃中饭、晚饭，或参加另一个晚会。找你10次，万不得已只好勉强应付一次，这些人大都是单身汉、离了婚或是丧偶的，你只要对他表示没有兴趣，很多人也就知难而退。最讨厌的是那些已婚的男人，仍常有非份之想。而那些贤内助或许还猜疑我这个东方小妇人和她的老伴私下有约，瓜田李下令人含冤莫白。
我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华府当年红得发紫的名律师葛柯伦是外子的好友，情如兄弟，他的夫人比外子早去世一年，我们两人都独身，虽然他比我年长30岁，但最低限度仍可权充护花使者。我们约法三章，他有宴会时我做他的女主人，我有宴会时他做我的男主人，这样追求他的女人也就会死了心，找我麻烦的男人也不敢太无法无天，而那些猜忌我的中年妇女从此也对我另眼相看。
不再设莫须有的“马奇诺防线”了。
许多人以为我和葛柯伦已有婚约，对这些谣言我们两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和我皆尊重各人的自由，他有时“有女同车”，我也经常换一下“舞伴”。葛柯伦是政界的一流教授，我从他的经验和指导中学到不少社会常识及政海的运作，70年代许多报章杂志称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客和律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白宫主人都请他做顾问，声誉40年如一日。
1981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台北开会，葛柯伦急病入院开刀，我赶回华府对他已过世了。我们这段情前后维持了20年之久，谁说男女之间没有友情。
我回想，他真的不只做护花使者，心中确曾爱我。有一年，我生日时他请我去纽约百老汇观赏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歌剧《My Fair Lady》，中文译作《小家碧玉》，那歌剧在纽约一演数年盛况不衰，一票难求，两位作曲家也是一时之选，因此剧中名曲至今仍是大众喜欢听的谰调儿。那天早上，我们从华盛顿到纽约，他带我到纽约有名的第五街，逛世界知名的珠宝店芭素娜狄首饰店（总行在意大利罗马）。此店创业百余年，每样首饰只制造一件，不大量倾销，每一个女人都以拥有芭素娜狄的珠宝为荣。
我问他：“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他说：“你进去选一样自己喜爱的东西嘛。”
我说：“芭素娜狄的珠宝我已有好几件了。谢谢你，我真的不要你送我什么东西。”
他望着我，有点惊奇地说：“你真是一个使人费解的女人！你大概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芭素娜狄名贵珠宝的女人，假如他地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失望。”
我笑说：“他失望，我却替你省了一笔钱，对不对？”
他说：“我总得送你一份生日礼物。你想到哪儿去挑选？”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