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选取的职业……
在朦胧的泪水里，我无法读完下面的话。从这次后，我曾读过多少遍，可是最后的话总是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时，整整3小时的冗长时间他躺在手术台上，对我，它是3小时的炼狱辰光。最终，主治外科医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术室。我站立守侯着，盯望着他的脸色，紧张惊吓得无法开口。
“他会好起来的。”
我因此放下心来，心脏猛然地摇晃一下，医生把手搭上我肩头。
“现在——我好了。”我向他说道。
两位护士用轮床推出将军，向着房间走去，我跟着往前移动。他安静的面貌与遮及他下颚的床单同样惨白。
“我亲爱的，”我在极度痛苦中心想，“他们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啊！”
3天过完，他们才允许我与他说话，我握住他的双手，热泪湿遍两颊。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们又在等待检定化验结果，9月1日，我们终于知道了。
恶性癌！这个词的本身发出丑陋可怖的声音。生长在我丈夫胸脏里的，那个坏不堪言的东西是“恶性癌”。但是，医生已将它以及它周围的肺脏组织全部切除，现在它已死灭，它的凶邪实体被宣告终结。
感谢神，医生们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进而蔓延它致命的触须。
医生说新的肺脏组织还会长出来。假如十二个月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我丈夫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将军住在华德里医院三周。日渐康复之中。我只有断断续续地睡眠，日夜为梦魇所苦。
两个月以后我们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过圣诞佳节。这年我们欢庆民航公司10周年纪念，将军为许多航程的老将，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他感到疲累，无力分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轻声低语，“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屡次告诉我，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为中国战后恶劣的情况深感惊惶，因此留在中国筹组民航空中航线。
我含着泪水，分切那个大蛋糕。留心这事的客人们必感惊奇，他们没有听见他向我说的话。
他们无从知道突然袭上我心头的恐怖预感，有一天病魔要从我身边把他带走。他们也无从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没有他的日子将不复如往昔。挚爱的神，我心中默祷，不要让它发生吧。
1957年过年后不久，我们即归返梦洛，将军栽种他的园地。他偶事垂钓，多做休养，他从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复。他秉有一贯的决心，戒绝香烟，只是间或吸两口那只用旧了的石南根烟斗。他每月赴医院做定期检查，一月又一月，结论都是没有疾病的征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结果，深深地惧怕回答是死刑的判决。
4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无意间偷听到的几句话，带给我无限的忧虑与无眠的长夜。——那是将军绝不知道的。
我正在厨房里，安静地站在靠窗的工作台前，仔细地阅看一份新食谱，我想试做一道海味秋葵羹。安娜与露青丝都在学校，房里房外都是静悄悄的。桃树林间有一只红胖的知更鸟吱喳鸣叫，和风吹来紫丁花夹杂着新刈青草的香味。
我听见一辆车子停下，刹时，将军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声浪传来。他们进入花园，走近窗口时，我辨出那是诺伊州长：“当然可以信赖我。我定会做我能力所及的每件事，照顾安娜和女孩子，和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州长热诚地说道。
他们近窗口时，停下来，于是我听见将军打火机的咔嚓声。一会儿，我闻到板烟的味道。
“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将军说，“她会知道如何料理她自己。但是我仍要有人照顾她，一个在她需要帮助时，可以让她依靠的人。”
男人们缓缓地向屋里走去，声调随着逐渐低沉下来。我茫然地凝望着花园里一片灿烂缤纷的色彩，想不出他们话里的意味。难道是将军计划一趟旅行，一趟远途旅行，因而约请州长，在他外出对照拂我吗？那又像是不可能的。自从他动手术后，他似乎尽可能地要我陪伴他，不会的，长途旅行他会带我同去。而且，一次过长的分离，看起来最近似乎也不会发生，他目前至少每月需赴医院检查一次。
那就剩下一件事：他已获知病情的恶化，而在我面前严守秘密。他快要死了。我用力撑在台子边，挣扎着想拼命压服自己。我听见他们走入前门。刹那间，他们就要来到的，我一定不可透露知晓的神态，那会令他受窘。我还必须等着。
他们穿过起居间，忽然爆发的欢快气氛万分逼真。他们充满热情地向我招呼。
“什么时候吃午饭，小东西？”将军问道，勿匆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