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这封信内签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同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
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妻于死后。
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