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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数年前我们姊妹6人又再把母亲的墓地重修重建。母亲在时我们年幼未能尽孝道，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心痛不已。
大概是新年过后的第三四天吧，日本人来了。当晚我们刚刚准备上床睡觉，门外有人呼喝着日本话，而且用枪杆打大门，修女们要我们赶快上床，盖上被子装睡，女院长领着两位修女、两位女工前去开门。修女吩咐我们不要乱动，躺在床上，不要出声，但我们都在被中发抖。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遇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卷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有几个学生和家人联络上了，她们离开了修道院，到后来只剩下我和4个妹妹。人口少了，我们就稍微安定下来，每天想办法，希望拿到离港证。香港已成孤岛，日军不准年轻力壮的人离境，因为他们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妇孺假如有领队，是可以拿离港证的。修女们是死守阵地不走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但爱护我们的修女也千方百计协助我们逃离这个非人生活的环境。
如今女权抬头了，我们有了公开爱与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时代比起来，委实不可同日而语了。更有甚者，在欧美国家同性恋也可以公开宣扬了。近年来同性恋运动的男男女女常常到街上游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几宗同为男性结婚的妙事。1991年初在华府还有一对男子到市政府登记结婚，《华盛顿邮报》除写了新闻，也把两人的合照登在报纸上，堪称一绝。假如祖母还在，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于日军控制前，曾和母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处。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们领到每周发一次的粮票，到指定的地点去领粮食。粮食很简单，有黄豆，包心菜和一些沙子混合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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