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一个个地抓走，分而治之，使我们死活不知。”他接着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亲眼见到的红军战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壮烈情景，嘱咐大家：“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抱任何幻想，国民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要坚持革命的气节，宁死不向敌人屈服，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要设法与中央和上海的同志联系，向外界揭露国民党对办事处实行包围、监禁的暴行，戳穿蒋介石‘和谈’的假面具。”
董必武最后说：“事态的发展要看我们的斗争，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进集中营，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家表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进了集中营，就坚决同敌人斗，要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阴谋。”于是，每人发了一套衬衣，两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一双鞋，作好被关进集中营的准备。
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下，办事处人员失去了行动自由，连家属上街买菜都被禁止，同外面完全断了联系。董必武决定亲自质问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警察局长俞叔平。可是，那些反动军警硬堵住大门，不让董必武出去。
3月1日下午，董必武正在挥笔疾书给国民党当局的书面抗议，办事处地下室未被切断的电话响起来，估计是新闻记者打来的。办事处人员去接电话，看守电话的特务不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董必武从楼上来到地下室，怒斥那个特务：“我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是同你们蒋委员长谈判来的。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同记者接触？”
特务被质问得理屈词穷，只好同意接电话：莫谈国事，违反了就要卡断。
在特务的监视下，董必武遂拿起话筒幽默地说：“马思南路现在的保安人员是足尺加三，我们不能出来拜访你们了，通电话规定莫谈国事，只好在这里向你们表示问候吧！”敏感的记者们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国民党宪警包围中共联络处的消息传开后，周公馆门口很快聚集了许多人，有记者，有民主党派朋友，有爱国人士，他们要求同中共代表见面，弄清事实真相。可是，军警、特务气势汹汹地驱赶人群，不让靠近办事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楼下的特务高喊：“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与代表团见面？”
黄炎培先生托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慰问。马寅初、柳亚子两位老先生闯进联络处来拜访董老，特务威吓他们说：“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马老气愤地说：“蒋介石把我关那么长时间，无非是再把我关起来，我不怕这一套，今天非进去不可！”特务阻拦不住，只好让他们进来了。
在客厅，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朋友，把办事处遭到的无理包围和非法监视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向舆论界说明事态真相，谴责这种破坏和谈的倒行逆施。
两位老先生听了十分气愤，表示一定要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暴行。
临走时，特务又把他们挡住，柳亚子先生说：“我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特务理屈词穷，不得不放他们走。
2日，聚集到周公馆的人更多了。其中还有好些外国记者，他们要求进行采访，但遭到了拒绝。董必武亲自去跟特务交涉，也无济于事。董必武十分气愤地说：“你们不让，我们也要发言！”董必武让办事处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他站在二楼阳台上，向围在办事处的中外记者们发表了讲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抗议蒋介石下令监禁并限期撵走中共代表的野蛮行径。
中共办事处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监禁的事实，很快就由记者们报道到全世界。
周恩来知道上海办事处的情况后，立即通过我驻南京办事处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必须绝对保证我方人员安全。不久，周恩来对上海办事处做的具体指示，也送到了办事处。国民党当局在我党的坚持斗争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放宽了包围，表面上是允许办事处人员自由活动了，但他们一出去，就有特务“陪”着，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包围放宽后，董必武立即驱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在地，直接找市长吴国桢。吴国桢心虚，推说有事，不敢出见。董必武又驱车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见宣铁吾，就气愤地用手杖杵着地板说：“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董必武越说越气愤，手杖杵得“咚咚”响。董必武向宣铁吾提出：“我要立即离开上海去南京，办事处其他人员随后离沪。在此期间，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你要负绝对责任！”宣铁吾在正气凛然的董必武面前，无言对答，对董必武提出的要求，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就在这天，董必武接到王炳南由南京来电，得知南京办事处人员将于3月7日撤退，即同国民党当局会谈安排撤退事宜。
当晚，董必武一家和两个随行人员离开上海赶赴南京，组织撤退工作。临行前，董必武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