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座谈时，紧紧围绕“促成政协路线实行”这个中心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政协路线是有第三方面人士广泛参与的国共重庆谈判的重要成果，是国共谈判成功和破裂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
在黄浦江畔，董必武总是那样坚定、刚毅、沉着、从容。他对内，要部署中共办事处和地下党的工作；对外，要广泛联系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他还化名为张敬三经常冒着风险，不顾及个人安危，出入龙潭虎穴，同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联系。有时为了会见进步民主人士，不让特务发现，常常在晚上十二点钟后开车出去。有几次到宋庆龄那里去，就是如此，去之前打电话和廖梦醒联系好，车在离宋庆龄住所几里远的地方就关灯行驶。有时会见地下党的同志，也是深夜闭灯开车出去。为了保证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董必武总是要司机在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一人摸黑步行前往。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董必武就安慰说：“这样虽然自己不太安全，但党的机关和同志们更安全了。”
1月15日，国民党和谈骗局越演越逼真，蒋介石竟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重开谈判的4点方案，要求司徒雷登和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接触，但不要提出这4点建议，如果共产党提出具体方案，就说明政府已初步确定派张治中组成代表团，代表政府和中共讨论一切重大问题。
第二天，司徒雷登即把国民党派张治中赴延安的决定通知中共驻京办事处。
董必武把这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共中央。
周恩来接电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董必武：根据目前形势，蒋提出恢复和谈，只有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和美方在3月莫斯科会议上粉饰太平。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美、蒋只能靠原班人马开其圆桌会议，改组政府，将其一切王牌打出去，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使我们在这半年内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而更有力地推动蒋管区的斗争。
20日，周恩来又致电有关中央局和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党组织的领导人：目前正是揭穿美蒋和谈欺骗、将群众对蒋美斗争提高一步的关头，望各地加紧进行统一宣传与活动步骤。
根据中央的指示，王炳南把中央“关于坚持过去所提的两项条件”的答复，通知了司徒雷登，并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和谈可以在南京继续举行，否则即使派人到延安也无补于事。
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所谓《政府对和平商谈之愿望及其经过之说明》，抛出了就地停战、改组政府的等4点所谓“和平方案”。
25日，中共中央以我党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名义，对国民党中宣部的声明加以驳斥，指出声明的全部内容是拒绝中共提出的两项条件，这四条是蒋介石经美方转交中共办事处的所谓蒋介石的提案，就蒋介石这一行动本身看，就可以知道，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又有什么诚意可言？又有什么和谈可言？
民盟总部也在上海发表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提出努力促成和谈、重开政协、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等4项主张。在招待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发言人坚称：民盟决不作假和平工具，决不参加政府。
董必武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中共对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政协决议已被蒋介石破坏，惟有民盟在坚持。有人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这是恶意诬蔑。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
1月29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之关系和终止其对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军调部的美方人员要尽快撤退。”中共驻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美国退出三人会议及军调部的悲剧性下场，是美国反动政策与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必然结果。并声明，美方虽然退出军调部，但也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叶剑英，指出：美方退出军调，是中美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胜利，并提出取消军调部后的有关工作处置意见。
2月6日，司徒雷登通知我驻京办事处，声称美国政府将协助我方人员回到“共产党区域”，直至3月5日为止。这就是说要中共代表团最迟于3月5日撤退完毕，否则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国民党也不断放出风来，要把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办事处的人员撵走。
这时，办事处事情不多，工作人员都加紧学习。董老经常去书店搜集图书、杂志，陈家康每天学习俄文，潘梓年、华岗、韦明从事写作。为抢在国民党迫使中共办事处离开国统区的之前尽可能地为解放区争取一些救济物资，延迟黄河堵口合龙，董必武和伍云甫、林仲等人与联总、行总、水委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