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奴才，赶快把美军赶走，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希望美军早日悔过赶快回国，以挽救杰佛逊、林肯、罗斯福的民主国家的尊严。潘梓年说：“在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人民只是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而已，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件。”
31日下午，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华工商专科、民治新闻专科、上海商业专科、幼儿师范专科等1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交通大学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组成抗暴联主席团，作为运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
1947年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27所大中学校学生1万多人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当天中午，参加游行的学生在外滩公园集合，然后向南京路迸发。学生们高举着“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中国不是美军占领区”、“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去”、“Get away！（滚回去）”、“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大家起来赶走美国兵”的口号声、歌声响彻上海市区。同一天，抗暴联发出《致杜鲁门总统书》指出：美军在华的暴行“已经使两国的邦交和人民的友谊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如果美军继续留驻，这种不幸的情形一定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对被辱同学赔偿损失，严惩肇事祸首，向中国人民道歉，勒令美军撤退等4项要求。
上海妇女联谊会，除发表联合抗议书外，还致书驻华美军眷属，表示希望他们“向政府要求将驻华丈夫或儿子调回美国去。”民盟、民建、民促、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及不少知名人士都特意发表声明、谈话或宣言，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学生运动。
学生的抗暴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与积极支持，却使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伤透脑筋。他们既怕得罪美国，又慑于众怒难犯，于是竭力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抗议活动，污蔑抗暴斗争是“小题大做”。国民党行政院对教育部及各地政府发出指示，声称：“此事是该犯美兵之私人行为，任何人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有损污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责令“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须劝导（学生），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
然而，逆流的阻挠，激起的是更大、更有力的浪花。抗暴运动很快蔓延到蒋管区的几十个大中城市，参加示威游行学生达50万以上。上海《联合日报晚刊》《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在被迫休刊两天以后，于4日复刊后均以大量篇幅刊载报道学生上街游行的新闻。
南京也是这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等校几千人亦于1947年元月2日、3日，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馆游行示威，发出了“普天同悲”的怒吼，如同惊雷一般震憾了大江南北，震憾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共中央对抗暴运动十分重视，于1947年1月5日、6日又接连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反蒋运动指示》，并对抗暴斗争给予充分的肯定：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蒋介石在各学校罢课结束后，始发禁止罢课命令，同时也更揭露他的独裁卖国行为。美帝国主义虽万分愤怒，但对示威群众仍不得不竭力避免冲突。而民族工商业家及自由主义教授则一致同情这一运动，可见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同时要求：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
南京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抗暴”斗争的宣传组织，把斗争引向深入。上海、重庆等地在“抗暴会”基础上联合组成“抗暴联”。上海学生从元月6日至12日举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撤退美军周”，重庆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同时，南京、上海等地学生还开展了抵制美国货和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及实现民主要求的斗争。
抗暴运动突破了六二三之后学生界的暂时沉寂，也冲破了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限制防范爱国民主运动的一系列禁令。青年学生首先喊出了广大人民积压心头已久的愤怒，对于唤起人民、鼓舞群众斗志、增强斗争信心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毛泽东称之为蒋管区人民革命新高涨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