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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海联络处为朱德总司令祝寿的同时，上海摊贩事件爆发了。
11月30日，3000多名穷苦小摊小贩以及摊贩家属，聚集在国民党上海警察黄浦分局门前，呼天喊地，群情激昂，大有冲进警察局之势。
全面内战爆发后，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摧毁的民族工商业，尚未恢复元气，又陷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灾难之中。大量美国战后剩余物资和商品的倾销使原本已岌岌可危的民族工业遭受了灭顶之灾。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倒闭的工厂总数达到1600余家，许多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批工厂的倒闭使失业工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失业与半失业的工人、店员及破产中小企业主不得不在街头摆设地摊，藉以维持生计。到1946年下半年，上海的摊贩人数达15万之多，若将依赖他们生活的家庭统计在内，人数达几十万。
国民党当局置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不顾，还以摊贩“影响商业营业，妨碍国家税收”打着整顿市容，整顿交通的幌子，对摊贩加以种种限制和迫害。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二连三地颁布命令，规定在黄浦、老闸两区的各条马路一律不准设摊，并宣布自9月1日起“凡继续设摊，即将其两区内的所有摊贩卖货款一律没收”。8月27日下午，部分摊贩代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吁请支持和同情。各区摊贩代表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收回取缔成命。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接见摊贩代表时，对摊贩的要求一口拒绝，还诬称摊贩所售货物多为从码头仓库盗窃而来。
黄浦区摊贩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摊贩委员会。在联名写信给市政府和警察局均被置之不理的情况下，黄浦区各路摊贩300余人于9月20日上午再次向市政府请愿。黄浦、老闸警察分局出动大批便衣警察，见摊贩就抓。见货物就抢。几天之内，两个分局就关押了近千名摊贩，不仅没收了他们的商品，而且对他们加以肉体折磨。
11月30日清晨，被捕人员的家属和摊贩们陆续聚集于黄浦分局门前，迅速汇成约3000人队伍。队伍中妇孺居多，母亲要儿子，妻子要丈夫，孩子要爸爸，“放人出来啊”的喊声不断。警察局门前，聚集大批警察，还调来消防车，用高压水龙驱逐群众，警察开枪，可是濒临绝境的摊贩和家属置生命于度外，一直到傍晚还没有散去。
至夜，骚乱的人群，集聚成一股强大力量又向商业繁华的南京路、爱多亚路涌去。沿途各大公司的橱窗、门面均被愤怒的人群所砸烂。翌日，黄浦、老闸、邑庙等闹市区的所有公司、商号、娱乐场所，以至里委小铺全部停市，并迅速向静安寺方向蔓延。
第二天，又有5000多摊贩和家属包围黄浦、老闸警察局，要求发还被没收的货物。两天之内，受伤群众百余人，有30多人重伤。无辜被捕，货物没收，又有那么多人受伤。摊贩和家属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至10时许，形成了整个上海停市。各界进步人士纷纷为摊贩鸣不平，严厉指责国民党当局对摊贩的取缔与镇压。《大公报》发表社论：“内战天天打，难民与逃役者转徒流离，外货涌涌而来，通货刻刻膨胀，工厂个个倒闭，商店日日萧条，国计民生整个成问题。”《大美晚报》称：“这次事件是上海经济的混乱状态及劳苦大众状况普遍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
《文汇报》载文称：“其萧条凄惨之景象实为上海空前所未见。”
合众社、路透社均称：“这次骚动为1925年五卅惨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南京局联系和领导的《文萃》杂志、《联合日报晚刊》以及《文汇报》等报刊更是以大量篇幅和版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客观报道。
迫于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收回成命，释放在押摊贩，发还没收货物，撤销了黄埔警察分局局长职务。
摊贩事件尚未平息，又一件震动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即“抗暴”斗争。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1946年12月24日晚上，圣诞节的前夕，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路过东单时，被两个美国兵拦截并拖到路旁的练兵场小树林里强行奸污。北京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25日获悉后，于当天下午发了新闻。26日，《新生报》、《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民报》等不顾国民党通讯社的阻止，先后刊登了亚光社所发的新闻。
南京局领导的中共平津地下党组织（南系）袁永熙和北平地下党的佘涤清等看到报纸后，都十分气愤，立即聚在一起分析情况，交换意见。
平津南系党组织是有着多次开展学生运动经验的地下党组织，在重庆时称为中共“西南联大”组织，由南方局直接领导。1946年夏，随着国民政府复员内迁，恢复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当年7月，袁永熙和王汉斌由昆明去北平途中一起到南京梅园新村向钱瑛请示工作。钱瑛同志告诉他们：“蒋介石已向我们全面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已爆发。国共谈判虽在进行，但实际上已破裂，中共代表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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