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还说，制宪是国家的一件重大事业，宪法内容固然重要，而产生宪法机构的法律根据更为重要。基本大法来源的合法与非法问题，常常引起国家长期的纷争与分裂。世界历史上往例固多，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实例亦多。我们明知民盟即令参加当前的‘国大’，除自身陷于自毁政协决议的错误而外，无补于将来的宪政，更无补于当前国家的团结、统一与和平。因此，我们只有超然置身于事外的途径。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罗隆基说：“民盟今后的态度，将以第三者之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
有记者问：“‘国大’召开，民社党参加了‘国大’是否说明民盟已经瓦解？”
“民社党之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退盟。但对民社党参加‘国大’之是非功罪，本人保留评论意见。”罗隆基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名戴着眼镜的女记者问“这次会议通过的正是民盟参加讨论的‘政协宪草’，你本人也发表过很多意见，请问，你认为这部宪法是否代表了民盟的意见？”
“关于此次政府公布之‘政协宪草’，民盟表示不予承认，且对该宪法草案中若干条深表不满，声明保留批判权利。”次月，民盟中常委会作出决定，参加的民社党成员应一律退盟。
11月底，是朱德60大寿。虽然延安面临着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中共中央还是照常在延安举行了祝寿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朱德同志60大寿，人民的光荣”以示祝贺。上海联络处也以朱德总司令60寿辰之契机，在马思南路周公馆107号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记者到联络处来座谈。一床写有“朱德将军六旬大寿”大红缎面铺在会议厅的显著位置，来宾纷纷在上面签字留名。会上，陈家康代表联络处致词，他重点介绍了解放军在战场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最新情况，鼓舞各界人士的斗争信心。并设晚宴宴请记者和来宾。席间，宾主畅叙胸臆，至晚9时许，尽欢而散。
第二天，上海联络处又宴请了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界人士。联络处的同志们在楼前的草坪上摆了许多藤椅、凳子，大家围成圆圈坐下。
应邀而来的有谭平山、柳亚子、郭沫若、茅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沙千里、史良、田汉、阳翰笙、胡风、章伯钧、章乃器、廖梦醒等50余人。在秋日的阳光下，潘梓年拉胡琴，田汉引吭高歌，郭沫若婆娑起舞，气氛十分热烈。
众人击桌而和。大家知道，战火正在全国蔓延，表面上为祝寿而欢乐，实际上无不忧心忡忡，来宾们以不同的方式发泄心头的郁闷。
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会议，研究布署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会上，研究分析了国统区各中央局的工作，周恩来重点报告了华南地区国统区的情况。在谈到广东、海南岛的斗争形势时，周恩来说：琼崖在战争中得到经验，工作很稳定，广东也如此。香港地位日渐重要，领导机构需适当解决。
为加强对蒋管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城工部驻杨家岭。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的一切工作，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同时还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都设立城工部。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党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统一领导华南地区的党的工作。上海分局由原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南京局除川、康、滇、黔外的秘密系统组成，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为委员，刘晓和钱瑛负责。在以后中共中央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方案中，又进一步明确，分局直属中央领导，与南京局、上海工委不发生关系，分局另设上海市委，采用平行组织，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的管理办法。钱瑛仍负责管理平、津、沪、汉等地原南京局的秘密系统。香港分局是在1946年6月成立的中共港粤工委的基础上成立的，由方方、尹林平分别任正副书记，章汉夫、夏衍、连贯等为委员。南京局、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对外作公开活动，但组织仍不公开，仍称南京办事处、四川省委、上海办事处。
党在国统区的组织调整和加强，为国统区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兴起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为了争取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早日到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一方面和任弼时一道协助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仍用很多精力领导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领导着他精心培育的国统区党的组织。
在繁忙地工作中。他也念念不忘仍在国统区战斗的各界朋友，给予关爱和鼓励。
12月17日，在英籍华人陈伊范从北平来延访问周恩来之际，周恩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他带给在上海的宋庆龄，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再次表明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信中写道：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