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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冷冷清清地开幕了。
在世人的眼里，这无非是代表国民党一党利益的大会。这一点，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承认。就在开幕的前一天，青年党的一位成员对马歇尔讲：“国民政府的真正意图是，成立一个仅仅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所成立的将依旧是一个一党的政府。”
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国大”召开的前一天，他在国民党党部会堂召开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会议上说：“今天我们面临着本党危急存亡的关头，要渡过这个难关，就只有同心协力，牺牲小我。各位同志要知道，这次国民大会开会的时期，乃是本党与共产党反对派最后的一次决斗，这次决斗，比20年来任何决斗都重要，都困难，我们全体同志在这次决斗中，是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成功则整个的成功，失败则整个的失败。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本党为革命而斗争的舞台，我们党员有没有革命家的志气和风度，就可以在这里看出。”
蒋介石也看到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宣传工作的巨大影响，他说：“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步骤，是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打破共产党中伤本党的阴谋。现在共产党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向国际上宣传，说本党一党专政，实行独裁，说这次国民大会是一党的会议，必将制定法西斯的宪法，这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已经深入外人的心里，使政府外交上的运用，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就是要用事实来打破共产党的宣传，使共产党无法藉口。”
大会原定代表2080名，实到1485人。大会秘书处宣布说，虚席以待共产党代表和其他未到代表的参加。第三方面只有青年党、民社党（中途参加）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和英、法等国的外交使节出席大会，以示祝贺。马歇尔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在他的使华报告中，他这样说：“我认为我是最好不出席，因为我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博士的到场则是履行外交上的官方礼仪。”
马歇尔的话讲出两层意思，一是他不愿意被人们认为他支持国民党继续独裁；二是他对这个“国大”的擅自召开也确实不满。
“国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内战将无限期地打下去，而中国政府将仍然是独裁的一党政府。而这样一个政府的命运早为美国政府的有识之人估计好了，也等于宣判了美国对华政策根本目标的死刑，只是缓期执行而以。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说：“此次大会的任务是制宪”，称这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标”。宪法草案的修改，由国民党指定了几个人承办，经蒋介石亲作删改，再交立法院及吸收几个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的成员“审议”，再冒充政协宪草，交大会通过。
所谓的《宪法草案》仍以《五五宪草》为基础。《五五宪草》是继1936年5月5日《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后的第六部宪法。国共双十协定中，中共就提出了包括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五五宪草》的主张，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国民大会案和修正宪法案。
“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共12章175条。其内容完全违背政协决议精神，取消了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的总统独裁制；取消了地方均权、地方自治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了人民民主自由和民族自决的保障，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总统个人独裁的统治制度。
还是在这个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宪草演说。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权宪法还要他自己来行使。他说：“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我个人本来没有统治的欲望和兴趣”，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但目前大多数同胞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故仍须“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说来说去，宪法虽然要产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实行宪政，当然仍要实行“训政”。
对此，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指出其目的仍是继续“训政”，并指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
谈判之门从此被国民党关死。
为揭露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阐明我党的立场和态度，周恩来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下午，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内举行了告别性记者招待会，这也是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会场仍在梅园新村17号南楼的大饭厅内，周恩来已是多次在这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了。会议厅中央放置用6张吃饭的方桌拼起来的大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桌子上放着玻璃杯和烟缸。桌子两边摆放了几十张椅子。进门靠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军事组工作人员绘制的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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