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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大”召开日期的临近，为蒙蔽社会舆论，欺骗善良的人们，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研究军事行动和宣传工作。会后，陈立夫和彭学沛进一步行动起来。报刊上不断公布了一些人们感兴趣而无法兑现的施政方针，以收买人心。诸如，“肃清官僚资本”、“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整编军队，务使军队国家化”等字眼不断出现在各报刊杂志上。
在一系列的和平攻势下，第三方面开始动摇了。
在马歇尔公馆，罗隆基及第三方面的人士与马歇尔、司徒雷登又继续讨论起国共调停的问题，罗隆基建议再由美方来帮助恢复两党直接谈判。
司徒雷登认为第三方面都调解不了，美国调人更无能为力了。他摊开双手说：“事已如此，还是开过‘国大’，看看形势发展再说。”显然，他是依照蒋介石的意旨，想把第三方面的代表留在南京参加“国大”。
就在三人小组会召开的同一天，张君劢赶到了南京，召集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大行宫交通银行再次讨论第三方面参加“国大”的问题。
张君劢说：“蒋介石对‘国大’的延期不是不可能的，我曾经私人向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
“国大”延期？与会代表精神为之一振，立即有人附和说：“怎么早未想出这个好主意！”
于是，大家马上就集中力量来讨论“国大”延期的问题。有人提议延期半年，有人提议延期3个月，亦有人提议“国大”开幕后休会，等到和谈有某种结果后，把通过宪法、组织政府等事项都纳入政协决议案的正轨程序上去，莫衷一是。其实，张君劢早就有“国大”延期召开的念头，不过未到提出的机会。在上海，他就与重庆时就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成员进行多次沟通，希望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在调解国共和谈中捞取政治资本，为加强参加政府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谁知，蒋介石就是不买他的账。眼见“国大”就要召开，只好赶快再使出“国大”延期的诡计，如果能够搞出点眉目来，同样使第三方面既能光荣参加“国大”和政府，又能向蒋介石邀功，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张君劢坚定地说：“明天‘国大’就要召开了，事情已经到了第三方面赶快下决心的紧要关头，我看还是给蒋介石写一封信。”
有人连忙附和：“我同意给蒋介石写封信，建议‘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又有人补充说：“蒋介石不是担心我们不提供参加‘国大’的名单吗，信上签的姓名就作为出席会议的名单”。
会议室有现成的砚台笔墨，当场推定无党派的胡政之老先生起草给蒋介石的函件。
建议信文字不多，要点是请蒋介石将“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以便进一步进行国共和谈之协商。信函写好后，在场的人士立即签名，并当场推选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五位代表于当日下午4时往见蒋介石，当面送交函件。
莫德惠，1883年生，吉林双城（今黑龙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长春铁路公司副监事长。
王云五，1888年生，广东香山人。早年入同文馆学英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秘书，后任教育部教育司科长。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
钱新之，1885年生，浙江吴兴人，名永铭，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天津北洋大学和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17年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分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银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曾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筹款，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地方维持会理事、副会长。曾与青帮头目杜月笙等组织上海各界抗日后援会，并为蒋介石筹措经费。
胡政之，1889年生，四川华阳人，当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大公报》总经理。1945年3月曾作为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缪云台，云南人，民族资产阶级人物。
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签名，经过张君劢等人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
离开交通银行，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没有回家，把信的原稿拿到梅园新村给周恩来、李维汉看。
周恩来从励志社参加三人小组会刚到梅园新村，他接过信看了一遍说：“你们上某些人的当了，”见沈钧儒等人有些不解，他进一步说：“且不说蒋介石会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既然签了字，就意味着赞成国大的合法性，如果蒋介石同意你们的意见，延期了，但和谈没有成功的机会，你们也就失信于人了。这是自投罗网的错误做法！”
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急忙赶回交通银行把他们的签名涂掉了。
当日下午4时，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等五位所谓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准时去总统府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听说信上涂掉了几个人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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