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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中午，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人乘美军专机飞抵南京。
为了不误谈判时机，第三方面人士的大队人马也兴冲冲地乘坐中国航空的民航飞机同日抵达南京，同机到达的有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蒋匀田、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郭沫若、胡霖、余家菊、杨永浚等。中等身材，戴着眼镜胖胖的孙科院长亲自和王世杰、梁漱溟等人到飞机场迎接。
孙科与大家一见面后就说：“欢迎各路英雄光临首都，委员长已恭候多时，今天要在总统府与大家见面”。
于是，一溜汽车就从飞机场直接开进了国府路总统府，接受蒋介石会见。
在汽车上，王世杰对罗隆基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去台湾。见罗隆基默不作声，他问道：“是否坐飞机累了？”
罗隆基随口哼起了北宋柳永的一首词作：“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王世杰立即体会到罗隆基的讥讽之意，他说：“不，不，他很快就回来。”
蒋介石与第三方面的代表一一握手后说：“很好，很好，大家都来了。余等你们很久了，你们从今天起就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余原定于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走。”不等代表们表示意见，他就通知侍卫官备车。前后接见时间只有8分钟。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蒋介石作主，没有他的同意，什么重要问题也谈不成。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南京，许多第三方面人士的心就凉了大半截。
黄炎培和沈钧儒相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没有讲话。他们在心里都在想，关键时刻走开，这是蒋介石避开谈判多次采用的伎俩。谈判虽然重开了，但前景看来不会出在上海时周恩来的所料。
孙科忙着招呼大家说：“今天，政府在国际联欢社准备了午餐。好容易大家都聚在了一起，我们边吃边聊吧。”
国际联欢社俱乐部座落于中山路671号（现中山北路259号），现为三星级南京饭店。国际联欢社是隶属于外交部的一个以各国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为主，并有中国外交界人士参加的旨在联络国际人士感情的团体。国际联欢俱乐部原建于1929年，最初活动场所在三牌楼将军庙，后来由于参加人数增多，原处不敷使用，择现址重建。
国际联欢社俱乐部建筑面积11054平方米，主楼为混凝土结构，高三层，大楼的造型设计采用西方现代派手法，立面人口设计成半圆形雨棚，中间突出部份以框架柱与弧形钢窗有机结合，以加强门面效果。房屋立面的柱套、门套选用磨光黑色青岛石贴面，典雅大方。房间内部装饰豪华，外部别具一格，为当年南京著名的建筑之一。
在国际联欢社举行的聚餐会上，孙科频频举杯，预祝三方会谈圆满成功。
张君劢倚老卖老地拉过孙科悄悄说：“会商不能把委员长的8条作为谈判的前提，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的。吴铁城、邵力子在上海并未说过会谈的要有先决条件，如果这样，我们只好回上海了。”
受大家推选，梁漱溟在宴会上作了致词。他说：“大家不要因周恩来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步骤。中共代表此次是抱着不妥协方针来的，回南京可能是回延安的第一步，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他回顾过去10多月第三方面参加国共和谈的教训又说：“为保证今后的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国共两党的矛盾之外，奠立一个新的和平力量——第三方面。”
孙科坐在主席桌上带头鼓掌，梁漱溟受掌声激励又说：“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负起责任。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
黄炎培听了颇为乐观的讲话后，接着说：“不用讳言，由于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未能实施，反被破坏，情形已非常严重和恶化。现在，政协同人又聚首一堂，只有按政协决议办，才有希望。”
自此，第三方面代表就每天在南京白下路交通银行一个会议室里碰头座谈。有时，还请国民党方面或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来说明问题，参加座谈。这样奔跑了五六天，并没有什么头绪。
令第三方面头痛的是，总找不到蒋介石提出的8条前提和周恩来提出的2条要价的结合点，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军队还在关内外各地采取攻势，内战战事不断。向共产党方面无多话可说，蒋介石和宋美龄又在台湾优游不归，国民党方面无人当家。大家很着急，决定致函孙科，催请蒋介石早日回南京。
正式的会谈还没有开始，国民党军队在25日又攻占了东北解放区的安东。
虽然，马歇尔负气退出了国共调停，但周恩来知道，马歇尔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国民党明的暗的支持。而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他，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美国对华政策，极大的影响着国共关系。回到南京后，周恩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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